冯强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生，作为一名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的队员，2月4日奔赴武汉一线，参与这场新冠病毒阻击战。冯强所在的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之一，拥有1440张床位，累计收治过患者1760人。
冯强说，在我的临床心理干预过程中，最难过的就是那些丧失亲人的病友们，他们同时背负丧亲的哀痛和病毒的折磨，真的是负重前行的人。我要做的心理援助工作就是给他们一个抱怨的机会，让他们哭泣着释放自己，哪怕他们愤怒着、咒骂着，我都要善待，都要倾听。因为身不亲历不知难，那就用倾听和安慰去理解他们吧：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关于自己：我在方舱做心理援助
冯强最初入方舱是作为排班医生收治患者的。他的2月8日日记这样说：
昨天上了2：00-8：00的夜班。防护物资不是很到位，如长筒鞋套，工作服，胶鞋之类的都不到位。但是，护士和医生还是比较有精神。方舱医院内比较空旷比较冷，整体呈白色调，只有墙上红色的国旗、党旗会让人目光很温暖；室内的取暖器、饮用水、泡面......都是免费供应；墙上的电视机，播放中央一套的节目。
医生护士穿的防护服比较像机器人。我在隔离衣防护服、眼镜、口罩和头盔的保护下，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想要帮助病人，一方面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一般的疫情，病毒无情，比较焦虑和恐慌。尤其听说气溶胶传染的消息，觉得自己周围的空气都是病毒。装备在身，呼吸不畅，眼睛全是雾水，耳朵被口罩皮筋勒得像刀割，鼻子被护目镜压得像是被打了一拳，酸痛难忍。我背着重重的壳，情绪较易烦躁，注意力难以持久。
夜晚比较冷。还好我们的医生站有两个电暖器，一起搭班的是重庆的同道，我们俩都紧张地进入岗位，书写病历、处理病人医嘱，那情景宛如高度近视，头基本上贴到了电脑的屏幕上，打字也像老奶奶一样，一个一个字母看着打。
时间不快不慢的过着。不一会儿，福建籍护士说，闻到糊味儿，你的防护服是不是烤糊了，我一看吓了一跳，真的是！心骤然揪紧，马上觉得病毒无孔不入，到我衣服里面了，立刻起身用消毒水一顿狂喷，然后拿透明胶布把烫破的裤子粘了起来......6个小时后，出仓也是一项大工程，总共两个出舱口，需要等待很久。我们在冰冷的换衣间站了很久，换衣间的两位医生，比较恐慌，用酒精喷了全身，还喷了面部，有一个甚至用酒精喷了眼睛，结果很长时间看不清东西。早8点下班，我们到驻地已11点多了。下午睡了一下午，又活过来了!
接下来，冯强的适应了方舱里的工作。2月11日，第二次方舱医院的夜班值班，2：00到8：00，不再那么陌生和恐惧，有了几分熟悉和把握。
2月16日，8：30-14：00，和新疆的张桂青主任一起进入A仓，首次进行心理干预，排查式的询问患者状态。他说，第二次进A仓，感觉比较亲切。
2月18日，8：30-16：00，心理援助轮班，八点半带好宣传资料进入A仓，一进来就看到病友们在病房中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上跳健身操。冯强悄悄地穿过人群，来到熟悉的B工作站，把宣传资料和海报放下，然后张贴心理健康科普海报。
2月24日，带着《解放日报》记者进方舱。这段时间，接待了很多记者，发现和记者谈话也能受到很多启发，比如他们发现方舱医院中，心理救援和定点医院心理科门诊的工作方式不同，方舱里需要主动出击，而不是医院里的“守株待兔”式。
3月1日，和新来的江苏队友一起进仓，心理查房和干预。查了几个丧亲的病人，他们都很伤心，提到家人的离去，泪水就止不住。
关于患者：新冠肺炎彻底席卷了他们的心田
方舱里的患者各种各样，有一大早就躺在床上不动弹的年轻人，有情绪焦躁的中年大叔，有哭哭啼啼的丧亲患者，有一家人不在一个舱里的患者......
2月 11日，冯强还是作为收治患者的医生入舱的。一个晚上，他开了接近200个病人的医嘱。到了2月14日，他就作为心理援助医生入舱了。他说，贴心理热线的宣传单时，他就碰到了找透明胶带头问题，戴了两层手套的他没辙了，求助一位大叔，他说“依赖他人的感觉是不错的”。自己一个人贴宣传单很是吃力，贴最后两张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把右手食指的外层手套剪了一个小孔，还好广东的护士小姐姐赶紧给我换了一副新手套，虽然有点小。
舱里的人各式各样。一个19岁的情绪消极的男孩，嘴里老说不想活了、好没意思，情绪有些抑郁。你去找他他不理你，说没病，四个病区转一圈后再去找他，还是那句话。同行的张医生说不一定有病我们才聊，男孩说我就觉得我可以的，张医生说当然可以，你这么年轻，病毒很快就会被你的免疫力杀死的。说着说着，气氛软化了，男孩用手机扫了我手里听书的APP：冯强他们发现主动出击，才能不断发现“隐情”。
再就是一个网络工程师，他在坐在箱子上专注于自己的电脑，给医生翻看了他以前的“丰功伟绩”。几次查房下来，发现他比较担心自己未来的工作。工程师说领导和同事打电话安慰自己，自己感觉到不妙：是不是在试探我；还是说如果你继续不行的话，公司就要想办法替代我了。他担心自己工作被替代了，就边缘化了，收入就少了，在家里也就失去地位了：工程师其实是自己嫌弃自己。
还有担心外面有病毒的中年男子，坚持不运动，我问怎么会这么想呢？他说因为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其它病毒，如甲流、乙流什么的！一个姓张的病人，对张医生说我们是一个姓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这位患者自幼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糖尿病，他和自己爱人都住方舱医院。他给我展示自己在家中独自装修阳台，尽管自己右腿力气不足，依然20年坚持不懈做奶奶的司机，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辅助右腿踩油门和刹车：一个励志的榜样。他说自己的现状不想告诉在部队的儿子。儿子打电话，每次都会搪塞过去，打视频都不接。冯强说，每一个中国爸爸妈妈都是好样的！
还有一位沮丧的50多岁女性，说自己丈夫在住院，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我问怎么了，她说担心他的病，虽然医生说她丈夫病情好些了，她还是很担心。冯强告诉记者，我觉得他们夫妻那么多年生活在一起，因为病毒别居两个医院，彼此担心很正常。我突然感到，伴侣真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旦分开不是紧张就是抑郁。
还有一位二胎的高龄产妇，丈夫和4岁的女儿、4个月的二胎在一起隔离。她是武汉客厅的第一批患者，中间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出院了，但第三次核酸检测可疑，又被送回来。她说一回来就觉得自己更严重了，晚上睡不着，心慌，连续几天都在发热，并且右侧胸部疼痛，这里治不好，要求转院......
冯强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百姓的伤心欲绝、悲痛至极、情绪焦躁等等，都是正常的，都是应该允许的。
冯强说：我们要逐渐接受现实，面对哀伤和创伤，需要个人的努力、家庭的支持和专业人员的帮助。也许时间才是最好的疗治师。
关于同行们：减压是必要的，方式是很讲究的
冯强说，这样一个突然发生、迟迟不去的灾难，白衣执甲的战士就是4万多四面八方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还有十几万湖北当地的艺术人员，是他们直接与新冠病毒交手，从死神手里抢夺生命。
他们是勇敢的逆行者，也是心理创伤面积很大的一群人，当他们看着日夜守护的患者最后离去，当他们想到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伤心欲绝地情景，他们心中巨大的伤痛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
冯强说，刚到武汉，自己问师傅这个公交车消毒没有，心里其实在担心病毒，师傅的一个鞠躬，一句“谢谢你们来保护武汉人民”又化解了心中的疑虑，暖心的举动唤回了自己心中的感动与责任。他说，武汉初期应对的失误、医生护士接二连三地倒在战场、迅猛增长的数字，都在干扰医护的情绪。方舱里工作时，病人比较贴心地远离我说话，又会让自己感到很温暖：这种担心、害怕，每名医护都有，也很正常。冯强说，当自己听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院感专家的科普后，知道了自己每天的穿戴是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建议，对医护保护的最高标准，她说最重要的是手卫生。从那开始，自己的“心理障碍”就解开了。
冯强说，医护同行们都很“专业”，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不再那么多愁善感了，满脑子都是病人的事和医疗的事。医生和护士一旦进入方舱是不会出现“逃兵”现象的，除非防护服破了、护目镜松了被强制出舱。所以，工作中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名副其实的战士，只有当他们回到酒店看到自己的孩子想妈妈（爸爸）了，看到报道自己武汉的医生战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看着那一位医生坚强地抽泣了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内心脆弱的一面才尽显无疑。
于是，冯强悄悄地潜在医护微信群里，时常发些科普短文、科普读物，发些心理测量表，他知道一定有人会看的。冯强说，有一些护士添加我，询问睡眠问题，值夜班的护士是不能睡觉的，很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还有，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又是一人一间的隔离式居住，除了上班，都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不能串门，没有说话的人，时间久了比较压抑，加上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情绪易波动，这都需要我们关注、面对的。
为此，心理团队开展团体活动，为队员们做心理抗压团体活动，活动中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对于疫情的感受和情绪，也一起做了很多相互支持的“游戏”，让大家释放紧张，增加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