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灵活性”，就是一切以传播效果为目的，“草木竹石皆可为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否灵活取决于是否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双方或多方的优势、劣势了然于心，从而能及时采取恰当的处置方法。这是一种出神入化的能力，也是一种客观分析判断的能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面对世界上不同国家迥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犹如走入一座座原始森林，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生态结构等等都构成了巨大的不可知的威胁。因此，每一次中华文化传播活动，除了要在出发前根据对森林的一般特点和即将踏入的森林的特殊特点的力所能及的理解和判断外，最重要的是养成处理突发事件、危险事件、不可预知事件的基本素质，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灵活地根据所在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结构，甚至地理风貌，天气变化，适时地准确判断形势，及时地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巧妙地利用所在地的各种积极力量，迅速形成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讲中国故事的人文地理环境，并在推动过程中把握时机和角度，消除中华文化的陌生色彩，与所在森林一体一色，同甘共苦，共生共存共荣。

计划相对于确定的事物容易，对不确定的事物是否能做到有计划？是否有必要计划？这确实给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惑，也是一大难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面向世界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而言，充分的计划显然是必要的，而且还要从阶段性的“计划”推动实现总“计划”。认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过于复杂因而难以计划或无法计划的人，要么是缺乏远见和判断力，没有能力从复杂的事物中看出“简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计划；要么是缺乏信心和主观能动性，偷懒怕事，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所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走一步看一步。无计划和有计划就如同只盯着脚尖走路与跟着太阳走路，行走的状态和结果显然不同。无计划，也是在走，但因为不明确最终的目的地，所以走着走着，要么走岔了，要么厌倦放弃了；有计划，每走一步都知道下一步，每走到岔口都知道如何拐弯，且眼前始终有明确的方向，就容易走远，走到终点。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明确的目标，但传播对象又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传给谁不确定，传什么也不确定，传到什么程度，也同样难以确定。但中华文化要走出去，这一点是确定的。鉴于此，我们要从“我要传什么”和“人要我传什么”入手，先找到中外对应的传播点，确定供需关系，从局部、区域开始制定传播计划，形成区域经验，进而区域连成片，国家连成共同体，不断完善区域计划，不断扩大计划范围。既不能因为文化的不确定性和传播形式及内容的不确定性而不制定计划，也不能“放卫星”“拍脑袋”，为不明确的事制定计划，而是应先从已有的基础计划起来，从能做的明确的事情计划起来，能计划一点就计划一点，能计划一片就计划一片，能计划一国就计划一国，事必做且必计划，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秩序和质量。

中国的外交、传媒、教育机构、企业、个人等等，既要根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总计划一体推进，也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退，不以一时一地之成功或失利而骄傲或沮丧，该拓疆就拓疆，该恢复失地就及时突进，该“保存实力”就保存实力，一切以实现传播效果为目的。中外相关部门、大中小学、华文学校、中资企业中文培训、中文培训机构等的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活动，作为必要的补充，在国家统一的文化传播工作遇到阻碍甚至“阻击”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抓住身边的有利时机，有效建构起或大或小的根据地，有效形成一个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圈，并作为源头向周围辐射影响力，输出经验和模式，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区域，推动深度融入所在地生活。

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已经形成的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所需要的传播策略，是全民性，全地域性，即人人传播、处处传播，“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如雨入地，如风无形，这也是目前最有效、最直接、最少外在阻力的传播形式。对此国内机构和从业者认识严重不足，更缺乏战略分析和应对之策。为此我们必须及时重视并完善相应战略方针和战术布置，灵活争取生存与发展空间，形成全面的全局的文化传播态势，只有这样，中文和中华文化世界化的时代才能到来。

孙宜学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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