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产业研究几乎成为一门显学，各级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在政府和所属社科院成立研究机构，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学府也都纷纷设立介入，不少学者在原来学术园地不断耕耘的同时，纷纷旁骛于此。在上海，无论是文化产业的研究机构、文化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可以说都处于领先的地位。早在90年代初，上海就提出了“上海经验、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城市文化发展道路。十年来，上海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上海经验”，但从学界对上海文化产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观察，还有不少值得反思和发扬的内容。

    虽然文化产业的概念最早只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但文化产业是事实样态则早就存在了。上海在文化产业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页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所创造的“摩登时代”，产业的实绩至今值得我们骄傲。比如1931年全国有6家报纸日发行在35000份以上，上海就占有5家，其中《申报》、《新闻报》日发行都在15万份以上。再比如1927年到1937年10年间，仅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三家出版社出版新书就占有全国新书的半壁江山。尺管人们已经注意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产业研究对9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和规划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那一时段上海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研究的范围上一是缺乏系统探索，二是缺乏个案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不少描述性的成果，缺少深层次的可资对接的借鉴研究，比如对当时成功的文化产业个案的资本运作，文化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等具体内容都较少涉及。产生这一现象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产业的研究方兴未艾，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地延伸；二是从事文化产业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的局限，90年代以来在文化产业研究界独领风骚的人物大多是研究文史的学者的转向或客串，缺少经济学等文化产业研究所需要的综合知识背景；三足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祟，过分关注于现实，身边的历史却被遗忘。

    今天的文化产业研究总体上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除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社科院有专职研究人员外，大学研究人员则大多是兼职。因此，文化产业的研究受制于现实的需要。我们从国内的重要研究机构所承接的相关研究项目就可以看出其研究大多是政府的决策咨询方面居多，研究的实用性导致独立选题的缺乏。同时，研究注解性的多，批判意识缺乏。研究者是从现实的需要来论证需要的可行性，不是从现实中集结问题意识，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在科学精神指导下提供创新的成果来构成实践的依据，从而使文化产业研究故乏从独立思考出发进而达到理论创新。

    任何研究都有学理研究和实用研究之分，二者只有协调发展，研究才能深入，也能够最终使实用研究真正有所实用。对实用性研究的追逐也是忽视三十年代“上海经验”研究的重要原因，这种研究导致理论创新的不足，使可供借鉴的“上海经验”适性。实用性研究还导致了研究的分隔状态，各地的学者往往局限于地方性的研究，缺少全局的视野乃至世界眼光。不少实用性研究往往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转翻着筋斗，体现了其难堪的一面。其实，实用性研究也不排除学者的独立立场，一样要求科学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大体而言，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更多地关注实用性的课题，而高校理论工作者更多地应着眼于理论的创新，为实用研究提供依据。由于实用研究的吸附，在文化产业研究中，理论研究严重不足，“文化产业”本身内涵的逻辑展开以及相关重大理论关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探讨。不解决这些问题，“上海经验”的发扬和扩大就值得怀疑。

    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中，“上海经验”既是历史的独特存在又是现实不断创造着的事实。近几年人们对城市“文化对标”研究兴趣颇高，其实，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是今天上海“文化对标”之一，在那里，当下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寻找比对和借鉴的影子，需要耐心地投入，走进。

            同济大学中国文学中心  黄樾 《社会科学报》  200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