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医院国家医学紧急救援队执行队长孙贵新  

这几天，要是评选最让人激动的四个字，“休舱大吉”一定荣登榜首。

从最初的三家发展到现在，被称作“生命之舱”的方舱医院，在战“疫”的关键时刻投入使用。至3月9日，这些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万余人。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每4人中就有1人是在“生命之舱”治疗的，方舱医院也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

圆满完成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救治任务的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家医学紧急救援队正在原地休整待命，领队雷撼和执行队长孙贵新在武汉客厅外的移动医院帐篷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们告诉记者，目前正联合武汉和各省市援鄂医疗队，将方舱医院的经验做法付诸文字。

“现实之策”开门不顺

2月前的武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一床难求，这些病人在社会上的流动和在家居住，造成了社会和家庭的进一步感染。那会儿，破题的关键在于将已经确诊的病例集中收治和隔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在抵达武汉考察后提出，如果借用一些大型场所收治病人，尽管医疗条件不完善，但容量很大，就可以很快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他将其定义为“不是‘至善之策’，却是可取之策、现实之策”。

方舱医院紧急开建。源于解放军野战机动医疗系统的方舱医院，因为机动性好、展开部署快速、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先后参加了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紧急医疗救援任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是2月7日晚开始收治病人的，先是在A厅，紧接着9号在B厅开放。”孙贵新回忆，“当时来了8支医疗队，病人也是潮水般涌入，当天收治了800名病人，现场还是比较乱的。”

孙贵新受命担任B厅负责人，见过许多大场面的他也措手不及——这些患者不少人连基本的医疗资料都没有，有一部分甚至没有经过基本筛选流程。“按照流程，应先由社区对病人做初筛，但他们往往一送到方舱门口就匆忙‘逃离’。”雷撼补充说，“转送的患者未必都符合标准，可基础疾病一一排查是件耗时耗力的事情，在收治病人高峰期，我们只好选择妥协。”

让人头疼的远不止这些，开始接收病人时基础条件并不好，病人不满的情绪很容易被点燃。一些有意无意的质疑，也让方舱医院在承担救治的同时，还背负着本不应有的压力。孙贵新没法忘记队员们第一次进舱时的场景。“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次进舱时，不少都怀着‘烈士’的念头。他们入舱那一刻，行为举止都流露出明显的悲壮色彩。”这样的场景，让这位硬汉都忍不住流泪。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治人之外 还要治心  

在方舱医院运行初期，缺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像核酸检测必须送至专门机构，CT也是逐渐到位。病人成批涌入的头几天，大家忙着询问病史、记录指标，将部分不符合收治标准的病人转运至其他定点医院。每天忙碌几个小时后，舱内环境才会渐渐安静下来。“方舱里，医疗队伍临时性、流动性都很大。”孙贵新告诉记者，B厅一开始有八支医疗队，后来变三支，眼看轮转不畅，临时又补充。每一次变化，都面临培训、排班等难题，好在一一走过来了。

方舱患者动辄过千，有些病人会因为焦虑、忧伤，加之发生在家庭的不幸遭遇，就会与医生发生隔阂，产生不信任等状况。“934床的病人就很焦虑，她一家四口全部感染，妈妈和弟弟分别在另外两个方舱；爸爸是重症，因为身边没有手机，具体在哪儿也不知道。”任凭医生怎么劝慰，姑娘就是平静不下来。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医生，向孙贵新投来了求救的目光。“我们是上海的医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和我说。”姑娘一听，声音就变了，原来她本在上海工作，春节回武汉过年，不曾想被感染了。“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武汉许多家庭搞得四分五裂，他们太需要帮助了！”孙贵新感慨，这位姑娘才23岁，遭此变故，连自己的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谁遇上都急。一出舱，孙贵新就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查清楚，女孩的爸爸住在武汉三院，正在全力救治。姑娘知道消息后，情绪很快稳定了。

还有一位病人，核酸检测结果“时阴时阳”，患者连续十来天坐着“过山车”。看着抓狂的病人，孙贵新很是心疼，他耐心地解释，本来要打市长热线的病人，听着听着，心气儿顺了，“上海的专家，权威，我信得过。”再后来，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患者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CT变好，临床症状也消失，顺利出院了。

在心理和情绪疏导上，方舱医院也用跳广场舞、打太极等“自娱自乐”的方式引导患者，跃动的旋律、安静的书香，让方舱医院成为这场疫情中令人难忘的一缕亮色。

分“责任田” 认“自留地”

“严把出舱关”是医疗队时刻紧绷的一根弦。两次核酸阴性后，医生综合考量CT结果、病人感觉，综合权衡后提出出舱申请。申请交由舱部三人专家组会商，一般而言，须三人均同意方可。如果有一人持不同意见，就须更高级别专家组会商。正因为这些措施的严格实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出院病人无一例召回者。

最让领队雷撼自豪的，是他和队员们头脑风暴下诞生的“责任田”和“自留地”制度。“在三人小组总领之下，B厅415名患者，被分别归入4个责任大区，也就是‘责任田’。”雷撼告诉记者，“每个值班小组当班时，主要管理、诊治约100名患者。此外，值守‘责任田’的医生，每人‘认领’约10名患者，这就是‘自留地’。”这项制度实行之后，效果明显，很快就被兄弟舱区“复印”实施。

此外，医护人员会发动热心的病人担任志愿者，帮助护士发饭、整理病房。随着方舱医院运行逐渐成熟，互联网也成为了医患间沟通的新渠道。“清洁区医生查阅病历更方便，病人和医生沟通更充分。进入舱内医生必须全副武装，翻阅资料不便，和每位病人交流的时间也有限。”

医生讨论患者病情  

白衣天使们的努力和付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防护服上，无数病患给医护人员写下感谢的话语；出院通道里，患者与送别的护士依依惜别，相约有缘再会；治愈后离开方舱、在集中隔离点的患者，有不少人甚至怀念方舱医院……有医生感慨，“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正是在医护和病患的齐心下，病人恢复越来越好，“床等人”的现象越来越多。于是，故事回到开头，方舱医院陆续“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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