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他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他依然不避刀俎，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
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校之殇》付梓。
该书不仅收入了刘道玉先生著名的檄文《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还将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进行了精选收录其中。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在新书出版之际，刘道玉先生抱着“有问必答的态度”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强调说，在这篇访谈中，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观点。
钟刚：您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从字面来看，您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亡之意，当然不能说我国高校死亡了。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不过，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
钟刚：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道玉：根据矛盾论的观点，在诸多的矛盾中，一定有主要的矛盾，抓住和解决了主要的矛盾，其他次要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主要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乱象又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其结果就是，导致“千校一面”和“万人一格”僵化的办学模式。
再看看高教上的乱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由教育部批准的或倡导的，它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例如，大学扩招计划是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合并是教育部强制推行的，建设一流大学是教育部号召的，疯狂的大学改名都是教育部批准的，各种量化的评比是教育部主导的，教学假评估是教育部主持的，官员化的名师评定是教育部审批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是教育部提出的，不伦不类的独立学院是教育部前部长的杰作，20年假义务教育和评估达标，是教育部领导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钟刚：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事件，制定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侧重点，允许百花齐放，办出各校的特色。
钟刚：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属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我过去不认识朱清时校长，但他的大名是知道的，也非常赞赏他领导中国科技大学的政绩。后来，从媒体上知道，他受聘为这所筹建中的大学当校长。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钟刚：在现有大学变革的路径中，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但是，教授治校太笼统，后来蒋梦麟修订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职员治事、学生求学”。我是赞成“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观点，这既符合教授的职责，又符合教育规律。但是，教授在学校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选举校长，由治学人选拔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体现，他们主要是负责大学的学术方针、学术政策、学术诚信，并监督校长行使权力。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党管党，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校长负责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钟刚：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也非常畅销。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她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的高喊改革、创新，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她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这是非常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