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现在已经是一种人人喊打的学术腐败了，但另一种学术腐败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本报2月20日刊登的《一本糟糕透顶的译作》一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先生凭着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对正损害当前学术界、知识界声誉与纯洁性的译著质量低劣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呼应，除了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外，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对译著质量问题表示了深切忧虑和关注。在本报的倡导下，部分专家学者召开了一个关于译著质量问题的座谈会，对当前译著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探讨和分析。
学术译著影响深远，必须有虔诚恭敬之心。应建立学术翻译批评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博士生导师何光沪教授
现在翻译质量大滑坡，一些所谓“译著”的水平，低到了歪曲作者、欺骗读者的地步。情况严重，有目共睹，在此且不多言。我只说两点：
一、学术著作的翻译，同文学作品的翻译相比，对社会对历史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领域的影响，可能更大。高质量的翻译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例如佛学方面，唐代曾有极认真、极负责、极严谨的程序化翻译工作，且不说对佛教传播，甚至对中国哲学的提高、深化(宋明理学)也影响极大，对中国语言的丰富也大有贡献(如“世界”、“平等”、“实际”等词汇所示)。再如明末耶稣会士同徐光启等学者合作的翻译，对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和中国数学和科学技术均有巨大贡献，清末民初的学术翻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之贡献，更是难以尽述。那些译者或是兼通文理，或是学贯中西，且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译事“正心诚意”，对作者和读者诚敬谦恭，这是翻译的起码条件。(顺便说说，重要概念的误译会造成很大混乱，如纳粹主义的意译“民族社会主义”，被译成“国家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被译成“市民社会”，都是如此。)
二、除了上述起码条件，还有三个必须条件：1、相关外文要吃透，2、中文表达要合格，3、相关内容要明白。但是，没有条件硬要译的人到处都有，水平高低、责任心大小只是相对的，仅仅呼吁“严肃认真”、“提高质量”效果不大。现在质量普遍下降，得从制度上找原因，想要情况有总体的改善，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因此我建议：第一，建立、健全或加强学术翻译方面的团体或机构，进行学术翻译方面的教学、研究、术语统一标准制定等工作；第二，开展学术翻译方面的评审、评奖活动，这类活动除了要有学术翻译团体参加或主持，还要有新闻出版界特别是出版社广泛参与；第三，建立健全学术翻译方面的批评机制，鼓励和规范正当的批评，这有助于形成尊重被批评者的人格尊严但又尊重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正常风气，可以创办一个严肃的“翻译批评”杂志，作为第一个具体措施。
翻译是一种修正，翻译要解决两种错误
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翻译》编委、博士生导师 王宁教授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在今年年底就要召开，以前我们也有过很多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信、达、雅”问题，人文社科等学术著作的翻译问题，以及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问题。我的经验，从事翻译实践越多，就越感到翻译之难。有一位意大利学者曾认为翻译是一种背叛，但我认为翻译实际上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文的修正，也就是说，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翻译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尤其是文学作品更是这样，因此我们就有了名著重译和经典重构的问题。但我们今天讨论的翻译中的错误只是一些常识性的，并未上升到那么高的层次，对于这样的错误应当彻底杜绝。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翻译时应该尽量译出原文中包孕的文化内涵。修正不是没有标准的，我指的不是那些不懂装懂的常识性错误，而应是可以在学术范围内讨论的深层意义的修正，对此我们应予以区分。现在国内的翻译界批评的恰恰更多的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翻译有着常识性错误和深层次错误之区别，深层次错误可能是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理解上出现的偏差，要避免这种深层次的错误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应至少懂两三门外语，翻译时相互参照才可以译得更准确。二是翻译时要对中文的原意尽可能吃透。我认为香港和台湾的翻译在理解上要比大陆的不少译者强，因为他们大多在欧美学习过，外语功底比较好，而他们的问题则在于知识结构方面和汉语的表达上。一般来讲他们的文字表达都比较老化和拗口。在中译外方面我们更应该注意在学术水平和外文水平上同时并重。现在国内搞翻译的人大多不是学外语出身的，学相关专业的人更多一些，这比起学外语的靠语法死扣的翻译要灵活些，他们往往在揣摩上下文的意思时可能更准确。但是假如碰到他们不懂的东西则会出错。三是学科方面的准备应扎实。
有些著作的重译是必要的，有些则不必要。我们尽量要从第一手原文翻译，翻译《易卜生文集》最好要从挪威文原文翻译，翻译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要从丹麦文翻译。另外，我们有些时候翻译可以用二手资料，但引用的外文必须用第一手的原文资料，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深层次错误。另外，国家新闻出版署对不具备翻译资格的人应进行限制。
翻译者必须是所译相关学科的优秀学者，应该对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的译错、译偏的术语进行清理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杨乃乔教授
如今翻译成风，尤其翻译外著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是我们现在的翻译质量很成问题，我对此也深有同感。现在好像有这么一种认识，即只要过了英语六级或八级就可以搞翻译，事情远不是这样，翻译者必须是所译相关学科的优秀学者才能搞翻译，另外在翻译时还必须把原文吃透，在翻译完后还应该反复回顾自己的译文，多改几次，才能译得准确。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去翻译。我们现在的翻译有很多是硬伤，这是绝对应该避免的，这就不必说了。关键的是我们对于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我们一旦把它翻译错了则会造成对汉语学术界的误导。这种情况严重时可能会产生一个与原著不同的奇怪体系和奇异思路，所以我们应该对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的译错、译偏的术语进行清理。比如我们在翻译结构主义时，把一个术语翻译为“语言中心主义”，它的正确的译法应该是“语音中心主义”，因为英语不像汉语，它是以声音意义出场的。再比如，我们在翻译存在主义文论时把being和the being等都译成存在，这也是很成问题的。
我们要区别另一种翻译，比如前些时候有一位外国专家把中国的《文心雕龙》翻译成英文，实际上他是用当代英文来翻译古代汉语，是一种站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角度翻译的。他的这种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二度创作，所以不能算错误。
劣质译著也是一种学术腐败，知识分子应做社会清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檀传宝教授
我对一些劣质译著感到很恼火的是：其实翻译者只要在翻译时多查查词典，就完全可以避免许多很简单的错误。
应该怎么看待劣质翻译这种现象的性质呢？我认为胡乱翻译实际也是一种类型的学术腐败，或者说是学术腐败的一个变种、一个表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外在原因。教育市场是一个很肥的市场，利益的驱动使许多人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搞“翻译生产线”。但也正是由于教育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一旦劣质书充斥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成为一个危害很大的市场。我想由于教育是人的再生产，这一危害并不亚于假种子、假化肥、劣质食品和假药。其次是内在原因，即现在的学术浮躁问题。现在许多人热衷于翻译，有的想有经济上的效益，有的想出出风头。教育市场很肥，面对它就有许多人不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应该做的工作。市场诱惑越大，活做得就越粗糙。学术著作译者心态的浮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里更多的是机制问题。出版社等方面没有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出版社虽然有责任编辑、编委、顾问，但是他们很多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主要是因为缺乏适当机制的约束。但我仍然想说，这里有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问题，在利益的驱动下什么都敢干，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做的事情。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清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要杜绝劣质译著问题，我想有必要呼吁两点：一是译者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好自己想做的翻译工作；二是知识分子始终应当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和责任，必要时要敢于把劣质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之下，警醒一些人。
要创建相应监督机制，保证译著质量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孟繁华教授
在当今功利主义取向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檀教授能对译著质量问题发出批评的声音，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在保障译著质量的舆论导向上开了个好头。
当前出版物质量良莠不齐，一些译著质量不高，反映出少量作者和出版部门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一方面是导向上的问题。评职称的评价体系往往重视数量，看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写了多少本书，至于成果的质量很少纳入评价体系。导向上出了问题，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工作如果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很难保证其正确性。一本译著的诞生要讲程序，译者和主审都必不可少，不能翻译完后立即出版。设想，初稿翻译完后分别交由几个专家认真审查，行使监督权，问题一般就可以消失或减少。
为了保障译著的出版质量，我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多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对译者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资格有一个标准。首先英语水平要高，不能刚过四、六级就搞翻译。其次要有较高的学科专业水平，是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或教学的学者。二是译者要自律，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觉得吃力，就不要接手这个工作，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三是出版社要把好关，要真正做到严格选题，严格审查，不是走形式。四是要建立一种有批评和监督的大环境，读者、专业人士、报纸等媒体都可以介入。现在的书评几乎都是宣传式的，极力鼓吹该书的可读性、创新性等，至于缺点很少谈及或一笔带过。对于质量问题，既不能搞大批判式的声讨，也不能对质量问题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要创建一个规范的学术批评和学术监督机制，形成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
劣质译著也许法律上无辜，但道德上有罪，建议实行图书召回和翻译认证制度
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系 张卫族教授
国际译联已把2001年定为翻译道德年。对于搞劣质翻译的人，我想引用一部外国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来评论他，即：“法律上，你是无辜的；道德上，你是有罪的。”
问题最大的是那些赚钱最多的畅销书，因为它们的销售量往往非常大。前一阵子在市场上非常畅销的《谁动了我的奶酪》、《杰克·韦尔奇自传》等书中译错之处就非常多，根据我自己的统计，《杰克·韦尔奇自传》中共有1800多处错误，而它的销量却有60万。《杰克·韦尔奇自传》中一点学术的东西也没有，但它因销量大而问题更严重。把七点钟译成八点钟，有人对此解释说这并不影响阅读，是的，是对阅读影响不大，但是我们是在搞翻译，而不是在搞创作；我们对原著加译或者漏译，那么我们究竟是在翻译还是在搞编译。
我们的翻译没有相关的规范，这里确实有一个制度问题。现在好像是谁通过了英语六级谁就可以搞翻译，这种情况需要我们加以规范。在制度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么两点：一是既然假农药卖给农民，造成农民颗粒无收应负责任；注水猪肉卖给老百姓引起生病应负责任，那么劣质译著由于给人传递了不正确的信息可能会起误导作用，所以也应该负责任。既然有质量问题的汽车都可以召回，那么劣质译著为什么不能召回呢？所以对劣质译著也应实行召回制度。二是我们可以把ISO质量认证体系引入出版业，引入这样一种评审标准，就可以使出版界得到规范。
学者对学术译著没有了信任感，译著质量低与学术评价系统有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 李庆本教授
正像何教授说的，我们曾有过非常好的翻译，最早的像佛经翻译，后来也有很多好的翻译，比如清末严复的翻译，还有更近的如朱光潜、宗白华的翻译。他们的翻译由于他本人就是很好的相关学科的学者再加上外语水平很高，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质量也很高。但是我们现在是退步了，退步到很简单的东西也让人不得不去读外文原文，没有了信任感。
我对现在的劣质翻译问题深有同感，现在的翻译质量确实是越来越差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有人专门制作翻译软件，用这种翻译软件有时可以在几天之内翻译一本书，这如何能保证翻译质量呢！
翻译质量低不只与学者的学术道德、学术水平和责任感有关，它与我们的学术体制、学术评价系统也有关系。比如认为译著不如专著重要，再比如在学术评审上单纯搞量化，科研管理部门在评价上因为内容评价的操作很难就只重数量，而不看质量，这种体制也易造成学术浮躁。就是说我们的学术评价系统是有问题的。
翻译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主要责任在出版社而不是译者
北京语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文系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 方铭教授
我个人主要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对外文翻译所知甚少。不过，我在阅读古代汉语的翻译著作时，大致可以了解一些翻译可能存在的规律性问题。另外，我在外国的时候，看到外国人书写的汉语，比如博物馆的介绍，发现其中的不少错误，所以，我明白翻译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翻译的错误，应该说有主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客观方面的问题。主观方面，是一个态度是不是认真的问题，客观方面，是水平够不够的问题。过去有从海外归来的一批人在做翻译家，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专门的翻译家了，原因是外语的普遍化，使翻译的成本降低，能做翻译的人多了，专业化队伍被消解，翻译的严肃性可能就被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现在职业的多样化选择，以及留学人员专业的市场化选择，都不能保证有优秀的外语人才投身翻译工作。
对于出版社来说，找到好的翻译人员不容易，但是，我仍然认为，劣质翻译的主要责任在于出版社而不在于译者，译者水平是既定的，出版社不去找合格的译者而去找不合格的译者来翻译，或者不能对所翻译的作品精益求精，责任当然应由出版社负。出版社在中国是个相对垄断的行业，在市场化的选择中，错误所承担的风险相对于利润来讲，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出版社必然在利润和错误之间选择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可以放开出版的准入，竞争进一步激烈，品牌的重要性就会彰显出来，不合格的出版物可能使出版社丢失饭碗，那么，错误的成本比起利润来，要大得多，这样，错误的发生就比较少了。
所以说，翻译质量的提升，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有人主张用限制出版翻译作品的权利的方式防止翻译作品质量的低劣，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当然，也可以建立出版社的翻译资质评定，制定一个出版社的翻译资质的可操作的标准。但是，这个制度应该是事后的追究制度，而不是准入的审查制度。
中国有巨大的译著需求市场，出版社的急功近利可能会毁了这个市场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部主任 张圣华
我们这里只能对解决劣质译著问题提出一些民间倡议。现在的翻译不是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精英化翻译，而是一种工业化翻译，这当然保证不了翻译质量。中国确实有很大的译著市场空白，需要引进大量的译著，这是中国原创性学术著作的萎靡不振使然。但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出版社步入了急功近利的陷阱。那些质量低劣、粗制滥造的译著会使读者(消费者)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从而破坏了这个市场，实际上等于出版社自己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市场前景。(整理：杜悦 徐启建 林定忠)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20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