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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视点:两亿农民涌进城 培训重任谁来担?

来源:   时间:2003-03-08  浏览:

两亿农民要进城,这并非危言耸听。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超过1.2亿,其中农村在城市就业人员达到8800多万人。据预测,今后10年至20年,我国将经历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大转移,到2020年,将有2亿到3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此巨大的人口迁移潮,势必对现在的教育规划和布局产生影响,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担心,离开了土地后,农民如何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谁来教给他们在城市谋生的本领?这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

人口转移势在必行

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给当地治安、环境等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但能否因此就可以限制农民的涌入呢?答案是否定的。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科协界委员乐寿长在今年的政协会上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突破口。致公党贵州省主委陈汉彬委员在发言中也同样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必须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的素质,向城里想办法,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要求。中科院沈阳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农业界委员闻大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1500万人的速度向东部地区的大中小城市转移,城镇化水平已从1989年的26.2%提高到2001年的37.7%。从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来看,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必须达到50%以上,每年还必须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农村人口转移势在必行。基于此,浙江、河北、江苏、四川等省已经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迈出了一大步。

教育培训是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在全国的大中城市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被称为“农民工”的人,他们集中在建筑业和餐饮业等传统行业,从事着简单的劳动,靠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挣得不高的报酬。“出人头地”或者“衣锦还乡”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几年之后,他们会带着积存的一点收入,离开这个让他们留恋的城市,回到来时的地方。

这是由于农村转移进城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甚至更低,这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获得技能较强的工作,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一现象引起了北京大学教授、民盟界委员厉以宁的关注,他认为,要使这一人群在城市中能够充分就业,政府必须做好3项事情,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二是在社区开拓更多的就业空间,三是加强对这一人群的教育和培训,其中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

广州和苏州同是我国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城市,这个问题自然也引起了两个同为政协委员的副市长——广州市副市长、教育界委员陈传誉和苏州市副市长、民进界委员朱永新的注意。

陈传誉委员介绍,广州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共有300多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字,现在的外来工在进入工厂正式工作前,基本上都要经过企业的培训,但即使这样,农民工的素质还是不能适应企业的需要。

苏州市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一切都离不开转移劳动力的贡献,但城市经济若要进一步发展,农民工素质是个“瓶颈”。朱永新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若干所专门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学校,进城务工人员必须接受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才能到城市中就业,培训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熟悉城市生活规则,二是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训。

培训重任谁来担?

近年来,国家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提高农村转移人员文化程度和就业能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2000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7部委决定,从2000年至2003年,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多、外出务工人员规模较大的地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规模较大的地区,选择一些地市,开展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职业培训。2002年,教育部决定大力加强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教育界委员朱新均却指出,由于政府、学校、企业责任不够明确,运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机构,无论从培训规模、培训方式还是培训内容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劳动力这种大规模转移的需要,因此要探索和建立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培训模式。

朱新均说,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社会关注下,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虽然在政策落实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毕竟已经从制度上迈出了一步,给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各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

此外,我国“十五”教育目标中提出到“十五”末,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0%,但目前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部分是15至25岁高中适龄人口,农村中这部分人口1/3—1/4初中毕业后在城镇中非正式就业,难以继续正规的高中阶段教育。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教育“十五”目标完成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谈到解决办法,有着地方工作经验的朱永新委员肯定地说:“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地政府有责任,流入地学校有责任。我们认为,为流动人口在教育上每投入1元钱,花在治安等其他问题上的钱就会减少10元,这个账划算。”朱永新说,苏州市流动子女入学问题解决得很好,他们把这些学生完全当成了苏州人,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城市的风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依靠这些学校,力度可以加大。此外,作为流入地政府,很希望流出地政府也要尽一份对转移人口加强组织管理的责任,城市生活规则、职业道德、法律纪律等培训工作,可以由流出地政府负责,对口接收的流入地给予经济援助。至于教育培训模式,应该构建一个弹性的、灵活的、适应成人学习的形式。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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