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贺天宝 实习生 吴瑞莲 制图 邬思蓓 摄影 何雯亚
　　灾难其实不可避免，但人类却可以通过高效的灾后救援，将损失降至最低。例如日本和菲律宾所受热带风暴威胁的程度相当，但日本因此丧生的人数只是菲律宾的1/17。这也就表明，灾难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大灾不一定就会带来大难，需取决于当地承灾能力的大小。

　　记者：您提到对于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来说，地铁始终是最为危险的因素，那么地铁中容易发生哪些险情？届时我们应该怎样避险，如何自救？

　　刘中民：通常说来，火灾、爆炸、毒气泄漏、人为踩踏是最常见的四种不同情况。如果在地铁里遇到火灾、毒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将衣服沾上水，若是没水也要先捂住口鼻。因为毒气、浓烟都是向上蔓延，在这种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呼吸道。其次，要马上趴下，避免奔跑。
　　若是遇到了爆炸，同样也是就地卧倒，可以防止浓烟及爆炸气体的伤害。如果是踩踏事故，就要选择靠墙或者拉住固定扶手，保持稳定，千万不要奔跑，一跑肯定会跌倒。我认为在地铁里逃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奔跑。这和大楼火灾、地震又不一样，因为当大楼火灾、地震时，人相对较少，一有机会就要跑。人多的地方因为跑不掉，只有原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存活。当然，还是需要经常在地铁里进行一些逃生的演练。

　　记者：如今是一个高楼时代，一旦发生火灾，身在高楼之上的人们应该如何正确逃生呢？

　　刘中民：人们在高层建筑中能否逃生，关键在于自救。高层建筑发生火灾的初期，人们应迅速拨打119报警，及时关闭家中电气，并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指引的方向快速疏散。如果火势小，有条件的居民可使用灭火器进行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而在高层建筑逃生过程中，因为受到烟火威胁，大多数人容易惊慌，盲目选择跳楼。正确的方式是封闭门窗洞口，尽量减少烟气和高温威胁，等待救援。卫生间、阳台都是较好的临时避难场所。
　　火灾当中的烟雾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市民要保持镇静，并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尽量减少吸入大量烟气。逃生时要尽量往下跑，千万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因为高层建筑的楼梯间是封闭或防烟楼梯间，具有一定的阻火挡烟功能，而普通电梯的电源在火灾发生后若被人为切断或被火烧断，人们会被困电梯内，不利于逃生。
　　为防止意外，高层建筑的居民家中可常备部分紧急逃生设备。比如灭火毯，它既可以扑灭初期火灾，逃生时也可以披在身上防止被烧伤；一根紧急逃生绳索，在家中占用的空间并不大，但火灾关键时刻可以利用绳索下降到尚未起火的楼层。

　　记者：目前对于地震自救有两种争论，一种说法是选择“活命三角区”进行避险，而另一种说法是躲在像桌子那样能抵挡重物的家具底下。您认为哪种比较可信？

　　刘中民：其实地震时，不同的震源远近所产生的房屋倒塌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最为可行的方法是低层居民可以抓紧时间往外跑，因为从地震发生到房屋真正倒塌，还需要一个过程，能够有几秒、十几秒、甚至二三十秒的时间进行逃生。而高层居民在没有办法向外跑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跑，可以选择比较坚固的家具下面躲起来，比如桌子，不过也要记得同时抱住桌腿，跟着桌子一起移动，这样可以防止被掉落下的物品砸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往楼下跳，跳大多都没有活路，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跳下去时只是摔伤，但当大楼倒塌时仍可能把人砸死；另一种情况则是房子虽然产生晃动，但是不会倒塌，如果情急之下跳出窗外，很有可能因此丧生。

　　记者：五年三次大地震——08汶川，10玉树，13雅安。在这五年中，灾难医学带来了哪些改变？

　　刘中民：汶川大地震后，我明显意识到我国专业灾难医学救援人员短缺，建立灾难医学救援人员培训、教育体系，迫在眉睫。 2008年，我在同济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急诊与灾难医学系。与传统临床医学教育不同的是，医学生除接受传统临床培训外，还要懂得现代灾难医学救援的科学知识，并亲赴灾难地进行救援演练。如今5年过去了，仅我系培养的毕业生便有200余名，其中不乏优秀学员已加入到灾难急救工作行列。而在卫生部应急办领导下，2010年我们成立的上海市医疗应急医疗救援队，在世博会、世泳赛、国际马拉松赛、房车赛、玉树地震等重大赛事和事件中经受住考验，2012年底，晋升为国家级应急救援队。
　　此外，针对汶川救援中暴露出的问题，我还明白了加强灾难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2008年，我向中华医学会正式递交了关于建立灾难医学分会的申请。时隔3年，国内首个灾难医学学会在东方医院诞生。分会十分注重灾难医学救援人员的培训，包括普通公众（重点是大学在校生）、第一目击者（重点是警察、消防队员等）、普通医务人员、急救及ICU人员以及专业医学救援队成员。而向公众普及减灾防灾、自救互救、逃生的知识，将是分会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记者：中国灾难救援体系有哪些特点？

　　刘中民：放眼世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就有一套完整的危机应对预案。这涉及各种应对灾害资源的整合，涉及人力、物力、财力，例如，交通管制、提前贮备食物、设立疏散机制、构建医疗应急体系等。此外，还包括救援设备的高效运行。比如俄罗斯出动重型水陆两栖飞机实施森林灭火，智利通过高技术装备成功将困于地下700米深井中的矿工营救出来，创造人间奇迹。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目前，国际灾难医学界通行的“PPRR”模式认为：根据不同类型的灾难作出反应，通常都包含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灾难前预防阶段（prevention）、灾难前准备阶段（preparation）、灾难爆发期应对（response）和灾难结束期恢复（recovery）。这种灾难医疗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突发事件的医学救援实践中。而通过结合中国国情，灾难医学分会提出“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的理论体系。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灾前：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培训演练、预案的建立、设备的研发；也包括灾中包括现场搜救、检伤分类、徒手心肺脑复苏、后送转运等；还包括灾后环境的消杀灭净、尸体处理、疾病防治、心理救援、机构重建等。这是一个完整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

　　记者：今年除了第二届中国灾难医学大会外，灾难医学分会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刘中民：目前，灾难医学学科建设的道路仍十分艰巨，必须高度重视灾难医学人才的建设。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向广大群众进一步普及灾难预防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还要进一步重视灾难医学的高等教育，用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培养出一代代灾难医学的专业人才。所以今年，我们分会还会开展一些社区健康教育工作，主要对象是全国中小学学生以及社区居民。最近，分会也汇同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用于全国民众的科普教育，全书分13个分册，以“言简义骇，老少咸宜”的风格向全国民众介绍防灾救灾减灾知识，其中第一分册“地震”已脱稿付印。另外，市政府已经同意今年将在上海公共场所投放几千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包括机场、大型商场、证券公司、地铁转换站等人口密集区域。据统计，我国每年百万人因心脏骤停而失去生命，想要挽救生命，必须及时除颤。而除颤的过程，必须在4分钟内完成，除颤越早，救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人们发明AED的原因。在美国，只要有防火栓的地方都有AED，而其在我国并未得到广泛普及。
　　而在专业性方面，我们还将继续建设国家紧急救援队，现在全国共有16支国家紧急救援队，上海目前拥有了其中两支，一支属于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要针对传染病，而另外一支就是我们东方医院，主要针对医疗急救。如今我们拥有40位急救人员，5部急救车，即将再添4部，一共9部车，到时可展开10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应急救援。 6月还将举行全市大演练，展示上海灾难救援的力量。
　　在全国范围内，分会还将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按照卫生部人才发展规划里的要求，到2015年需要培养3.5万个专业灾难救援人员，到2020年需要培养10万。此外，灾难医学相关的教材也都由分会所编写，包括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灾难医学教材。实际上我们在灾难医学方面已经拥有各个层面的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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