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森 本版照片 董天晔 摄

城市周刊：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社区层面的营商环境是否需要营造”持不同的观点，有支持营造的，也有的认为可以顺其自然、不要随意施加干预。您怎么看？

钟晓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大家的不同意见可能来自关于“什么是社区商业”尚无共识和定论，而且，每个社区从气质到资源禀赋都不一样，社区商业的业态和呈现的状态也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讲，社区商业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在社区中的商业”。比如“梧桐区”的街边店铺，很有调性，气质略带高冷，业态比较集中。它其实只是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社区。它的商业形态和购物中心里的商业形态不一样，但和所在的社区、邻近的居住区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

另外一类是“为了社区的商业”。比如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西凌家宅商街改造、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打造“烟火灵岩”街区品牌，背后都有街道、政府等主体的“积极干预”。因为这些商业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所需，而这些商户主人也多为本社区居民。

后一类社区商业的受众更向内而不是向外。于是，针对这一类商业的环境营造就更具规划性和干预性。这些规划或干预的社会属性也会强于它们的市场属性和商业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政府、社会力量的合作与引导下，这一类商业所在的环境经过营造后，看上去更有烟火气，更有活力。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前一类社区商业而言，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看上去比较冷清”判断其经营状况。前几年，我在南昌路做研究的时候，就有一些商户说，线下门店只是一个窗口或者会客厅。他们相当一部分生意和收入并不来自线下门店。

对于这一类社区商业来说，只要能在所处的地段存续下来，一定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哪怕看上去业态扎堆、内容雷同，只要它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存续下去就无可厚非。

城市周刊：有一些店家看上去高冷，但并不妨碍店主把它作为某种私域型商业形态来打造。

钟晓华：没错。它的目标受众可能并不是住在这个社区内或者附近的居民。像南昌路或者一些特色小马路上的咖啡店、小众定制类品牌，大都指向特定的客群，品牌本身也需要一个展示形象及理念的空间载体。正因如此，店铺所在的区位和空间的调性对这一类商业而言非常重要。

还有一种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商业形态。其典型代表有小红书结合多元化的社区生活趋势打造的“马路生活节”。

原先，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市场推广活动，后来发现也是社会创新。作为一个知名的引流平台，小红书开始更主动地去跟街道对接，跟商街的管理方、招商方对接。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片区的管理、运营主体也有增加街区活力的诉求，因而合作一拍即合。

十年前，我们曾在调研中发现，在上海的一些社区中，商业及其功能已经具有了“混合”的特征。除了经济功能以外，这些混合型商业形态还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可以在社区内形成各种各样的连接。

比如，在一些商街，开了十几年的水果店、一些长期驻扎的小商户，都成了这个街区非常重要的“街道眼”，起到连接公域和私域的枢纽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社区里的邻里互动、居民之间的信任都可能通过这些枢纽发生连接。那时，这些现象还是比较零星的，但最近开始多了起来。

最近，徐汇区、虹口区、浦东新区一些街镇在提“片区”和“街区”的概念，通过这样一个提法，去划定一个新的治理层级和单元。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他们关注到了商街经营主体及其背后的行动力和资源，希望把他们吸纳进来，作为社区中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

城市周刊：这一类新趋势的出现，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钟晓华：这个启示可能是：用小资源去撬动大可能，将原来生计型的“家门口小生意”转化为成就型的社区创业、社会创新，在社区形成“需求—供给—消费—治理”闭环，由此凝聚起来的正向社会效应也十分可贵。

今夏，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通过“商户联盟”这一组织形式，做了一些专门针对沿街商户及其家庭的治理项目。比如，问问他们的需求，帮他们照看子女、开办暑托班等。通过这些治理项目的推进，街道方面发现，这些商户不仅是社区维持经济活力的重要主体之一，也很有潜力成为社区治理的能人和积极分子。

以东明路街道推出的社区商户子女暑托班为例，到最后，街道方面没有出一分钱，社会组织也没有出一分钱，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原因在于，首先，暑托班解了燃眉之急，商户就很有意识地去想“我能为社区做什么”，逐渐形成了居商合作的街区治理亮点。

其次，听说能够支持社区内的商户子女，辖区里的不少企业也参与进来。包括银行在内的共建单位表示，可以为儿童活动提供场地。社区中的直播达人主动提出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去探店。孩子们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帮那些平日里自顾不暇的店家带去了可观的流量。

可见，有了资源的适当撬动和连接，几乎不需要再额外地投入政府端的公共资源，就可以形成较好的社区互动和自治活力。

城市周刊：如何撬动街边店铺与社区的连接，您有没有提炼一些可复制的做法？

钟晓华：南昌路位于衡复风貌保护区内，它的业态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很难复制。

恰恰是像西凌家宅打造的那种非常日常化的商街，每个街道都会有几条。沿街商铺提供的服务又是附近居民都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样的例子更具有普适性。

对于那些还未对活力营造有所着墨的街道来说，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比较全面的排摸去做一些挖掘，这是一个过程。每个街区总能找到几条不是刻意规划而是自发形成的商街。它们往往很有活力和烟火气，是附近居民常去购物的所在。这一类商街往往可以成为活力营造得以依托的场景。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前期的工作成果，比如参与式的需求调研、社区已有的15分钟生活圈规划，构想“一张蓝图的下一阶段”，对具有潜力的场景和节点进行重点打造。在此过程中，努力识别并梳理服务项目、资源主体、资源清单。

然后，尽可能在社区里寻找并强化独特性。比如东明路街道，外人看来商业街上无外乎就是一些早餐店、小吃店。但作为动迁社区，这个社区拥有独特的历史。许多小店随着居民从市区搬迁而来，尽管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在居民心中依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街坊们对它们的记忆从未中断。

每个社区都会有一点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特色，非常值得去挖掘。在挖掘初期，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外力和专业力量。那些专门从事社区营造、具有设计背景的社会组织和实践者，往往有着更强的敏锐度和专业能力。

但最终还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社区内部的自循环，挖掘出社区内部看似沉默其实重要的能量源泉（包括人、物、资源），把社区内部重要的中青年主体，吸纳到整个社区的治理中。通过外力干预驱动下的社区治理，将社区资源转化为经济资产和社会资本，从而推动可持续的社区内生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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