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在数字化发展领域作出的最新擘画，明确了一系列新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什么是数字经济？其有何新内涵和特点？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底层逻辑、趋势是什么？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济大学石建勋教授对此一一给出解答。以下是他在浦东图书馆的演讲。

数字经济是近年来非常“火”的世界性话题，不仅是理论界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但对于什么是数字经济，其有何新内涵和特点，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底层逻辑、趋势是什么，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等问题，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今天，我就围绕上述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什么是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其迅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产物，以前称之为“信息经济”，近年来，为突出支撑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二进制信息技术数字特征，以及应用场景的无限扩张，“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内涵更宽泛的概念应运而生。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定义最具代表性：“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由此可见，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信息技术，运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数字经济范畴。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安防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围，概括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产业数字化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广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的特点有哪些

数字经济正在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经济有着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本质不同的鲜明特点：

第一，方便快捷性。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时空界限，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使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短的时间、更广阔的虚拟空间中进行。因此可以说，数字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可以用光速传输信息，数字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传递、处理和应用信息，人类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了。

第二，高渗透性。近20多年来，信息与通信技术迅速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渗透，其中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渗透速度更快，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形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态势，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三大产业的经营与发展模式。

第三，自我膨胀性。数字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数据产生和带来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在数字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网络使用行为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络平台用户“黏性”。随着网络平台企业拥有的用户越多，用户数据作为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商业网络平台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谁拥有更多的用户数据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就容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

第四，边际效益递增性。一方面，与传统经济产品生产边际成本递增所不同的是，数字产品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点，即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其生产所费成本逐步减少。如，软件行业在研发阶段一次性投入研发成本，此后每生产一份软件产品，只不过是研发结果的简单拷贝，因此数字技术的虚拟性及可复制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规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在传统经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使用越多，损耗越大，贬值越快，而数字经济恰恰相反，网络平台的价值会随着与其连接节点的数目和应用场景的增加而快速增值。数字和网络应用的用户和场景越多，产生的大数据就越多，效益就会不断增值。

第五，外部的经济性。单从一个网络平台来看，其外部的经济性是指：每个用户从使用某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与用户的总数量有关。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从总体上看，数字经济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数字产品在使用时自身存在外部经济性特点。如，为了吸引用户访问，所有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在提供收费服务的同时，均提供额外的免费数字服务；二是部分数字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则每个用户从使用该产品中得到的效用就越大。如，对于电子商务网站而言，使用者越多，商家与顾客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在实际交易中双方就更容易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三是由于网络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处于网络终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第六，共享性。数字技术通过广泛链接、智能匹配和信用塑造能力，提供了更多市场化、广覆盖、可持续的共享机会。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进入市场门槛，使得进入市场能力比较弱、教育水平比较低或者偏远农村地区的人群只需一部联网的手机，就可以发布自己的需求，低成本地进行创业和就业。这对促进弱势群体的就业创业和交易、促进低资产人群的融资和发展、促进低教育人群的参与和提升能力，都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比如77%的美团外卖骑手来自农村，四分之一来自原国家级贫困县，他们借助平台提供的机会可以快速参与市场，最快一两天就可以正式开始工作；再如电商平台，带来了就业机会，相应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淘宝村家庭收入水平远远高于非淘宝村家庭收入。数字经济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的同时，也促进了共享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特点是什么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道。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发展，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全球已有近90%的国家先后发布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战略和行动计划。由于不同国家的体制机制、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及原有的数字化体系不同，各国推进数字经济的侧重点不同。美国、英国等国家从“自由探索”向“政府干预”转变；德国、法国等国家通过政府直接引领，营造优越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日本、韩国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重视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中国立足本国优势产业，寻求数字化新变革，数字中国战略规划陆续出台。总体而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和特点：

（一）政府主导发展战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目前，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数字化发展战略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即使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竞争高地, 政府也积极投入以弥补市场投资的空白，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推出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规划， 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产业扶持特征。欧洲国家在产业扶持方面的表现也很典型。英国政府于2017年发布《英国工业化战略绿皮书》和“数字英国战略”，核心是改变“放手”的传统政策思路，通过设立研发基金，建立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以此提升政府对市场行为的有效引导。

（二）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合作，奠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近年来，各国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中，有计划地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着手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加快进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合作，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以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2021年，欧盟宣布启动“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及“欧洲工业数据和边缘/云计算联盟”，旨在增强欧盟各国关键数字基础设施能力，发展下一代微芯片和工业云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存储和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大，数据中心也成为关键性基础设施。以西班牙为例，目前西班牙共有122个数据中心，据预测未来5年内，西班牙将吸引50亿欧元投资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领域的蓬勃发展对西班牙数字化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是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分析，各国数字经济计划都是以战略引领、规划指导、政策统筹、多方合作为特征的协同推进机制，注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一代先进的通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的创新驱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已成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技术引擎，世界各国为夯实数字化转型技术基础，纷纷加强战略顶层设计，机构多方合作统筹推进战略实施，相继制定一系列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相关国家战略，增加研发投入，以构筑核心技术研发高地。美国从1993年颁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颁布《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先后出台了30余部法律与政策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英国将内阁办公室、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国际发展部等部门联合打造为数字经济政策网络，制定数字技术发展的整体性战略，对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做出周密部署。

（四）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和培养数字技能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才是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第一资源。世界各主要国家日益高度重视对公民数字技能和素养的教育及培养，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为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撑。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蓬勃发展，世界各国继续根据科技和产业发展需要，逐步建立健全数字人才发展机制，推动教育培训体系完善，通过优化课程设置与扩大培养规模、吸引高端人才等政策，满足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各类人才需求，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打下坚实基础。比如，日本的《2015年i-Japan战略》规定加大对教育机构信息教育和数字技术设施的投入，加快远程教育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欲望和专业能力以及利用信息的能力，培养拥有较高数字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日本数字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五）对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赛道。近几年，为确保在未来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世界各国重新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焦点，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强国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布局，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先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系统、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通过对研发设计、生产工艺、生产管理和销售服务等产业全链条、生产制造全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通过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加强政策服务引导等系统工程，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增长。

加速推进数字中国战略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处于一个加速发展和全面竞争的新阶段，围绕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并逐渐趋于常态化。作为经济大国和具有较为完整产业体系的中国，要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构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抢抓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加速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未来，重点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加快推进：

（一）进一步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转型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5G网络应用全球领先，数据中心加速向高能效、高算力的新型数据中心升级。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同步、数字底层技术和应用系统不能完全自主自立、数字全球化布局不完善等问题。为此，要结合我国制度技术优势、产业发展层次和区域协同需求进行全面规划，包括积极部署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推进5G甚至6G网络，出台构建通达全球的国际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具体举措，加快夯实数据中心、数据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基础设施等数据与算力设施建设，探索建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拓宽全球化数字经济布局。

（二）推进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共性技术辐射能力，加快实现对各个产业的数字技术赋能。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在芯片、处理器、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和操作系统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这将严重制约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此，我国需要发挥举国体制机制优势，组织科技创新协同攻关，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难题，加快构建能够支撑产业数字化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以重点产业和重点产品生产线为导向，搭建企业、研发机构和周边大学的合作机制，建设智能制造的示范基地，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孵化器。同时，要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加强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能力和平台设施建设，争取更多“智能+”产业进入平台，以便调动更丰富的数据和信息等资源，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数字产业应用领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三）充分利用我国工业体系规模优势，带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整体发展进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部分工业技术领域存在短板。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数字经济发展中，要充分利用我国工业体系规模优势，进一步补强、补齐我国全产业链，打造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从而为各个产业中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及应用实验提供便利和成本优势。为此，要进一步增强我国工业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经费投入，促进数字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的赋能，使得“创新红利”持续释放，有力推进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的渗透补充，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四）以“双循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产业链价值链的现代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和新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数字经济的强力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为此，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系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堵点、接续断点，通过发展壮大新型消费、升级型消费和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和塑造新市场，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可持续发展动力。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发挥全球产业配套能力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努力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吸引全球人员、服务、商品、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国际先进生产要素，从而有效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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