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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勇——上海传统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想像

来源:   时间:2005-03-15  浏览: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随着浦东开发,上海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其强劲的领先势头至今仍然是国内其他城市望其项背,几乎是同时,在人文知识分子界不约而同的发出对上海文化建设批判的强音,而且这种批评至今持续不断。我以为这现象与上海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上海生存有着深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对上海的文化批判是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即伴随着上海现代性的脚步对上海文化的审视,从鲁迅对“海派”的剖析、梁漱溟关于上海“堕落”的判定,到龙应台、余秋雨的“上海人”概念、杨东平“城市季风”对上海文明的追踪,我们看到这些批判集中上海在全球化发展的两次大潮之时,其相似之处在于在两次批判都形成于“市场原则”和“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物质化倾向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不过区分在于两次批判对上海传统的认识依据有异。

二三十年代上海在远东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其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达相一致的,上海开埠既短,历史的沉积还不足以让文化批判者们去寻找对现实映射的影子,所以上海中西文化交汇、华洋杂处、移民丛集等特点就成为分析取材的依凭了。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批判者们除了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以外,二三十年代则又成了重要的批评参照系。人们留恋于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的辉煌(其实,那一时期文化人的血与泪、苦与痛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那一时期的文化现象几近成了神话、传说,进而变得虚幻,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像的重要页面。这种文化想像通过知识分子的粉饰,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变成了弥漫于上海人的浓重怀旧情调。这种怀旧情怀在90年代以来得到了持续加强,成为上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部分人的时尚追求。

在对上海传统的认识中,除了对二三十年代传统的想像外,学界自然会提到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这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形成,如果把二三十年代上海用“海派文化”来概括的话,那么建国以来的上海传统则被学界认为是海派文化的中断,人们对这时期的上海文化大都持简单的态度,看到了中断的一面,却很少看到在都市民间海派文化的积淀和深入的过程。因为海派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外化和沉淀,比如外滩和石库门的文化意义的凸显,上海居民的相对稳定(不似此前此后上海人的急剧流动)所带来的文化稳定期。正是因为对这一时段文化的简单认知,加剧了人们对二三十年代文化想像的新鲜和急迫感,似乎成了人们想像自身和寄托自我的重要依据。

同时这种文化想像与知识分子对90年代上海文化批判有着重要的关联。作为批评的参照系,人们更多地关注其时上海文化与上海经济的同步以及其时在中国乃至远东无可取代的地位。如果我们把人们对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想像中的内容做一个分析的话,我们又发现对此一时期文化的物化性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即对那一时期的上海文化的市场结果予以认同,对市场原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人们对那一时期大师云集、巨著纷现也屡屡加以用来对照90年代以来文化软实力不足的参照。但是在这种对照之下,对9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发展的批判则集中在两个万面,一是文化软实力与经济领头羊地位的错位,二是对文化市场化结果的微词。前者,我们认为缺乏历史意识,即二三十年代上海经济文化齐头并进的态势是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而今天的上海,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一定可以同步,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资源等的调整来推进文化建设,但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境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外历史上都有明显的例证,反之,经济的高速发达往往又对文化存在排巨性,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文化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市场的大潮淹没了文化人宁静的书屋,一些功成名就的文化人往往被市场诱惑所裹挟。

上海在文化市场化推进万面就国内城市而言的确用力甚巨,虽然人们对这一努力的实绩还抱有更大的期待,但在9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中我们过多的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对文化的市场原则给予较激烈的批判,对普适性的大众文化建设往往不能给予理解。其实,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辉煌更多地是市场的支撑,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永远是互动和共存的样态。这里,我们就看出当代上海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文化想像中新的一面了。

上海文化批判中的知识分子想像还有批评主体的因素在里面起着微妙的作用。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流动的迅疾,“上海人”的概念变化令人难以想象,一大批“外乡人”成为新上海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通过求学、引进等方式进入的知识分子。而正是他们在学界和媒体占据了重要的发言者的地位。其实无论新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本土”知识分子,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生发,他们此前在社会中心的位置受到威胁,多多少少产生了“在”而“不属于”的疏离感,对上海生存越来越缺乏认同感,因此,他们在谈论上海时往往是用局外人的立场来审视;同时物质的相对挤压,容易使他们陷入想像空间。这些构成了他们对市场原则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从二三十年代至今,知识分子在上海的生存一直是非常矛盾的状态,一边尽可能地追逐着上海的物质成果,有的甚至沉陷于都市欲望之中,一边又批判着都市的现代性情状,缺少了一点反躬自省,缺少了鲁迅那样把自己煮进去的解剖精神。这恐怕是今天我们进行文化批判更为值得叩问的问题了。

         (作者为同济大学宣传部部长、中国文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社会科学报  2005-3-10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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