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孟凡辰博士近日就中国房地产、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收入两级分化等问题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他在谈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时说，危机中的世界需要中国更大的贡献，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全球市场。他强调指出，如果说去年“保八”努力还有什么最大的机遇未曾把握的话，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在较长时间内依然会依赖发达国家创新、研发能力的经济体，没有去更强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核心成功模式，即用市场换技术和本地生产，再用技术和产能去获取发达国家市场。全球经济的真正复苏更需要中国去强化这方面的努力。

　　这位西门子高管以学者身份接受采访认为，2009年无论是对世界还是中国都是新世纪以来最风高浪急、但结局戏剧性松口气的一年。世界经济增长从年初的负数变成了年底的正值，中国的“保八”努力也从年初的忐忑不安变成了年末的毫无悬念。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者，年初时看好中国，年末时更看好中国；而那些众多高估和不愿看好中国的西方国家的智囊们，也绞尽脑汁地研究、宣扬让中国贡献、牺牲更多的招数，以便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更快、更强劲，更可持续。逼迫人民币升值便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加疯狂地被唱响。

　　1美元对4.8美元——美欧擅长加倍获利

　　2009年，中国的各项“保八”举措，既着眼于保增长，更着眼于调结构，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同时也为了自己求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除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效外，中国政府抵御金融危机的努力向全球展现的深明大义，无疑使全球更多的决策者更看好中国。在2010年，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复苏、振兴就自然面临了两个核心问题：过去一年中国“保八”努力的得与失，尤其是究竟有什么改进必要？全球经济的复苏究竟对中国有哪些风险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2009年中国的“保八”努力对世界有利、但对中国更有利，所以可以毫无保留的萧规曹随，在2010年一如既往。

　　但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努力似乎还完全不够。

　　这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增长究竟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尽管众说纷纭，但确实还看不清、辨不明。对金融业加强监管以预防下次危机的努力毫无成果，是复苏可持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与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被公认为可持续复苏的一个主要风险。

　　全球企业界的领袖们坚信，世界经济和市场未来几年的增长主要将来自金砖四国及其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其在产能优化和投资的具体举措上，正因政府资金救援和公共开支、需求大增、以及公众舆论而不得不倾向于本土或本地区。各国政府、尤其发达国家政要，正因对各国国内收入两级分化和失业加剧一筹莫展，而日益将复苏要求转化为责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出口过度、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且一有可能就毫不犹疑地高举贸易保护、反倾销制裁大棒。而全球那些一贯推崇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一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主流捍卫者，也正越来越多地无视西欧、北美对中国高科技产品、技术出口的限制和中国依然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及工资成本，把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来源归结为人民币估值的过低、并因而大肆主张针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而扩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和制裁。

　　这些尤其针对中国的判断和短期行为的事实依据和动因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仅占全球出口8%的中国去年遭遇了近35%的反倾销和71%的反补贴措施？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似乎已山穷水尽，既无法避免失业增加，更会缩减未来私人领域的投资和消费！只有中国的资金、市场以及对过剩产能的自我裁减而不只是“保八”，才能救发达国家于水火。

　　世界各国在过去一年都花费了巨大努力，力图将此次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仍使如美国共损失720万工作岗位，使欧元区共损失400万个工作岗位，它们的失业率都已翻倍高达10%以上，而且整体趋势并无好转；而这一切是在美国政府和欧元区各国极度宽松的货币和极为强势的财政政策到位后，所取得的最好结果。以美联储为例，2009年全年共买进债券1.7万亿美元，将美国政府10年债券利率人为地压在3%左右，并同时将银行当夜借款利息控制在零的水平。以德国为例，2009年政府各项保护工作岗位的努力，共花掉近100亿欧元的德国基金，据联邦经济部估算约拯救了近20万个工作岗位。2009年全球发达国家共发行债券12万亿美元，与3年前9万亿美元相比额外增长3万亿财政开销。

　　面临已经显现的通货膨胀迹象，以及零利率所导致的对大宗原材料、能源投机加剧及其价格大涨的后果，美联储已开始被迫减少印发美元对债券的收购；鉴于对美联储2010年终止宽松货币政策中收购债券的预期，摩根?斯坦利预计资本市场必须吸纳2万亿美元债券，比去年多1.8万亿美元，排挤等额私人领域投资、消费。

　　1999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和美国的市场开放及过热，人均GDP从861美元上升到3566美元，净增2705美元；而美国经济得益更多，人均GDP从33502美元上升到46442美元，净增12940美元，是中国增幅的4.8倍。换句话讲，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过去10年中最擅长的，是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加倍获利；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欧、北美严重恶果的化解，首先而且最容易得益于对中国增长利益的分享甚至进一步压榨。由此，中国的“保八”努力以全球可持续复苏，尤其是发达国家再平衡要求来衡量做得实在是不够，没有能帮助发达国家保持人均GDP升而不降、实质性地避免它们失业率的高涨。更糟糕的是，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除了进一步借贸易保护、打压中国使人民币升值等短期行为外，从全球搜寻确实没有可行的别的出路，尤其是这些国家还不想、政治上不可能对中国开放自己有竞争力的诸多高科技领域产品的出口和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必须内外兼修

　　孟凡辰认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整体可持续复苏的一个关键，即在于全球经济找到共赢合作的增长点。世界过去20多年所经历的全球化和增长，既有诸多如移动通信、互联网等技术创新的推动，更有如劳动密集性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化再分工所带来的共同富裕、繁荣。所以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复苏、再增长，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零和游戏的贸易保护；而只能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发或在实验室成功的技术、产品对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创新应用、产业化和市场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尤其对中国经济而言，下一轮增长的一个最天然的盟友和载体必定是那些已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跨国企业。如何帮助、鼓励他们将已有的、因发达国家危机、市场成熟而无法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最新的产品、技术和方案，首先拿到中国开发市场获取商业成就，并最终帮助各深陷金融危机的原产国重振，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孟凡辰说，以振华重工这一中国国际化最成功的企业为例，振华重工要想续写它的辉煌的话，必须利用这次危机调整优化企业内部的流程、经营和成本；但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企业，它更应该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开拓国内尤其是危机来源的全球市场。中国经济整体也与振华重工一样，大力开拓国内市场、挖掘内需潜力固然必要；但同时更需在海外有所作为，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共赢、与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起努力营造全球下一轮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大幅度优化了全球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和效益；在这过程中，被创造的产值和财富正越来越多地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尤其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正越来越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而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智力产值、技术经济比例的极低起点正使它们越来越难以摆脱依赖廉价资源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要想在全球复苏后的下轮增长，改变自己人均GDP增加1美元、而让发达国家如美国人均GDP增加4.8美元这一格局，也许可以借鉴一下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明智抉择。新加坡和牙买加当时作为原英帝国殖民地，人口都在160万左右，人均国内产值都在2200美元。当时牙买加决定大力发展农业、采矿和旅游，而新加坡决定着重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并依此开拓高附加值制造业和产品技术。新加坡现在的人均GDP已高达2.9万美元，是牙买加的7倍。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已将大批农民从最落后的生产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让大批农民工子弟有机会一步到位享受城镇更好的教育体系；中国政府，尤其是上海市政府去年为农民工子弟直接享有城市免费义务教育的努力，无疑是中国政府去年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最具远见卓识的举措。中国的跨跃式发展，还会有众多类似机遇，但将首先取决于国民财富更多投资于教育，最终有效提升国民素质及其全球相对竞争力。

　　孟凡辰最后说，2010年中国的经济必须内外兼修，通过提升脑力劳动比例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用特别是跨国企业实现更多的合作共赢，同时必须努力把人均收入提高一美元的代价在未来10年大幅降下来。在这过程中，中国不应见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它们自然也必定会通过各类要求来保证它们过去10年4.8美元的既得利益；它们的做法除了操纵铁矿石价格、坚持要求人民币升值、碳排放交易、继续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外，还会有更多的尚不可预见的举措、要求，而且肯定会包括转嫁风险、价值有限甚至为负的金融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