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0日将迎来建校100周年纪念的同济大学以医起家，其前身是一位名叫宝隆的德国医生，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

   　 回望过去100年的中国医学发展，同济大学对于西医东渐，对于现代西方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西医在明朝末年随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开设西医医院则要晚许多。早期医院基本上由教会开办，并且传教士们常以医院诠释宗教的教义，所以当时医院的特点是医教合一。

     1900年，德国退役军医埃里希·宝隆取得了张家浜新马路（后为白克路，现凤阳路）约7亩农田，并在德国公司和中国商贾的捐助下建立了同济医院。这是上海第一家没有教会背景的医院。

     “同济”既是德语“Deutsch”（德意志、德国的）上海话的音译，中文又意蕴“同舟共济”。因此，很好地体现了埃里希·宝隆的善良初衷。同济医院建立以后，开创了中国西医发展的多个第一。

　　　同济医院是上海最早应用当时西医先进医疗技术的医院之一，尤以擅长外科手术著称，是最早拥有X光机和实施全身麻醉无菌手术的医院，手术室装备有现代无菌外科所具备的所有设施，并且早于德国本土实施了恶性肿瘤手术摘除。同时引入正规的医院管理制度，病历记录有正规的体系，通过专门表格记录病人基本情况，成为医诊的可靠文献。

   　  由于先进的医疗技术，同济医院声誉日起，病人增多，但初期同济医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的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当同济医院声誉日起病人增多，宝隆感到医疗力量不足，设想建立一所德国教育方式的医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他的想法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了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了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同时也得到了中国绅商的资金投入。

 

  　  同济德文医学堂创立于1907年9月，是中国最早的与宗教无关的现代医学教育学校之一。创办之初便成立了由德医公会、德国商人、中国绅商三方18人组成的董事会。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是中方董事。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在白克路同济医院对面（今上海凤阳路）。

    　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在校任教的多为取得博士学位、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的德籍专家教授，全部以德语讲授。医科共有15门课程，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了人体解剖课程，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由于很难招到懂德语的学生，课程设置为德文预科3年，医预科2年，医正科3年。首期有8名中国学生进入学习，1912年，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3名学生通过了德国大学医科考试如期毕业。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得到长足发展，建造了三层的教学实验楼，设有病理学馆、卫生学馆、药理学馆和细菌学室。1917年 开始，毕业生在同济医院实习一年后提交论文并通过考试，可以取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

  　  在同济德文医学堂的早期毕业生中，江逢治191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李梅龄1917年在中国本土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也是同济大学历史上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1916年，同济德文医学堂毕业的同学在上海成立“中华德医学会”。1918年8月，中华德医学会开办同德医学院。解放后，同德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也就是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1937年，上海在江湾五角场地区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新市区计划，宫殿式市政府对面（现上海体育学院）建立了设备先进的江湾市立医院（现长海医院），并作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实习医院，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兼任市立医院院长。建校30周年庆祝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称：“同济为最高学府中首屈一指之大学，组织完善、管理严密、为全世界所闻名”。《申报》与《时报》则在头版头条以“淞沪道上，车水马龙，科学世界对外开放”大字标题加以报道。

   

   　 1918年9月，同济大学师生便创办了国内最早的学报——《同济杂志》，宗旨是“合同济医工两科撰述而成为纯粹论学工作”“既求新颖，复选精粹”。1925年、1931年又先后创办了《同济医学月刊》和《同济医学季刊》，曾一度两刊并行出版，成为反映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国有国立大学22所，公立学院18所，其中设医科者仅6所。同济医学院的设备齐全，规模最大，建有解剖学研究馆、生理学研究馆、生物学研究馆、药物学研究馆、病理学研究馆、细菌学研究馆等，并有在校医科学生204人，居6校之冠。

   　 同济大学医学院历来重视教学与科研并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师生们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充分反映了当时相关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和创新成果：

   　 李赋京教授，潜心于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研究，1930年发表了“钉螺的解剖”。1936年，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了钉螺新种，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命名为“李氏钉螺”(oncomelaniaLii)。

   　 梁之彦教授1932年发表了多篇“维他命C、D、E”的研究成果，1933年以后连续发表了8篇“内分泌腺之最近的研究—脑下垂体”的研究成果。

  　  姚永政教授是我国人体寄生虫学奠基人之一，在国内他首先证实“瘴气”即是恶性疟(Malaria perniciosa)，并发现另一种钉螺新种，国际上命名为姚氏钉螺(oncomelania Yaoi)，他还首先证实中华白蛉为黑热病的传播媒介。

  　  吕富华教授于1934年首次成功地在家兔实验中证明烟草的致癌性。

    　抗战迁校李庄时期，川南一带流行一种痹病，俗称麻脚瘟。发病初期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周身乏力；重者会产生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患者深受其苦但又不明致病原因，亦无根本治疗办法。同济大学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终于查出，致病原因是食盐中含有毒的氯化钡，进而提出预防和治疗的方案，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该成果荣获民国政府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同济学术研究空气浓厚，对国内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仅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医学院就组织了10次中外学术报告。在上海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

   　 这一时期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中，许多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泰斗级人物。

   

   　 同济大学医学院以外科手术起始，发展为全科医学院后也尤以外科著称，在中国医学发展中同济外科代有名医。

   　 1937年8月，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同济主要校舍化为一片废墟。先期迁入租界的同济师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开设了“红十字会临时伤员医院”，有120张病床，收治淞沪前线的伤员和轰炸中受伤市民。医学院应届毕业生开办了“中国红十字第十三救护院”参加战伤救护工作。上海失陷被迫迁往金华时，同济师生组建了“南京军医署第五重伤医院”，在杭州笕桥组成“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由同济医院、医学院师生员工组成的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分散各地为我国抗日将士伤员服务。1937年冬，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医疗救护队派往内地和全国各个战区，同济医学院郭秉宽教授和专程从德国回国参加抗战的屠开元博士带领部分同济医院医生前往重伤医院和后方医院工作。

   　 1938年同济再迁至江西吉安，由“第五重伤医院”和医学院组建的诊所合并为医学院实习基地，开中国人自己办实习医院的先例。也成为当地民众瞩目的高水准医院。由于战争迫近，同济在吉安不足半年，医治各科病人2224例，日门诊量最高达412人。期间医学院德籍院长柏德辞职，皮肤科专家宁誉接任院长。宁誉由此也成为第一位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同济大学从四川宜宾迁回上海，由原同济医院更名而来的中美医院回归学校。其时，外科病床占全院总床位的40%，可以行胃、肠、胆囊、脾等大手术，在上海首屈一指。

   　 1947年由裘法祖教授接任外科主任，外科进入了新的专业化发展时期。矫形外科专家屠开元教授任骨科主任，张涤生教授任整形外科主任；陈远岫副教授为泌尿外科负责人。1951年开始组建胸腔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专科，匡定了我国外科专业定位。上世纪50年代初，同济附属医院已可进行颅内肿瘤切除术、腰交感神经切除术、肾切除术、脾肾静脉分流术、胃大部切除术、全胃切除术、直肠癌根治术、胰头癌Whipple术、甲状腺大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等大型复杂手术，走在全国前列。并为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和军事医学院校输送了大批医疗、教学科研人才。

   　 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月，同济大学医学院113人组成上海第一批志愿医疗手术队，1月25日奔赴东北。同年8月又派出第二批手术队42人。附属医院院长林竟成、内科陶桓乐、外科裘法祖、颌面外科张涤生、骨科屠开元、眼科吉民生等一批著名专家教授均在其中，是当时手术力量最强的一支医疗队。在完成手术救治伤员的同时，帮助长春军医大学培训医学人才，建立健全外科各类管理制度，建立骨库，使战伤外科水平大大提升，受到志愿军领导高度赞扬和表彰，48人荣立一等功，5人立二等功。

  　  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的师生回来后大部分调往军事医学科研部门和军事医学院校，成为新中国军事医学界的开拓者。

　　1952年，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整体迁至武汉，以此为基础创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来发展为武汉同济医科大学。　　　　　　　　（同济大学新闻中心供稿  王蔚秋执笔)

 

 

 

 

 

 

　　　　　　文汇报 2007.05.08 版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