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理部门何其多（文化观察•大学需要“大部制”（一））

编者按

2008年春天，“大部制”成为“高频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思路。目前，人们正满怀期待地关注着改革的进展，也思考着“大部制”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其实，高校同样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压缩管理部门数量，减少管理成本，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日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大学管理的日益行政化已经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高校的管理机构与政府机构一样具有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陕西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王嘉让这样说。

5所重点大学调查显示，部门最少的27个，最多的40个

中国的大学目前到底有多少管理部门？记者调查了5所全国重点大学。

4月14日，点击西北大学网站，从其首页“机构设置”栏目中，查到该校共有40个管理部门，其中党群机构14个，行政机构26个。14个党群机构分别是：党委办公室、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校、机关党总支、直属单位总支、后勤总支、产业总支、工会、团委、学生工作部、武装部；26个行政机构包括：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处、研究生处、学生处、211工程办公室、资产设备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财务处、监察处、审计处、公安处、基建处、产业处、后勤处、后勤服务集团、桃园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南校区管理办公室、南校区建设指挥部、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教育发展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离退休办公室、生产经营管理开发中心、南方海相项目管理办公室。

用同样的方法登陆其他4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网站，查询结果依次为35个、35个、32个和27个。

回忆大学机构设置的历史沿革，西北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大学大事记》主编赵弘毅介绍说，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学校共有8个党政部门；“文革”后到70年代末，共有11个部门；80年代，增设设备处、基建处、财务处、外事处、保卫处、研究生处等，部门数量增加到17个左右。从90年代开始，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增加，相继设立了产业处、211工程办公室等，机构逐渐扩大到现在的规模。

工作人员和干部队伍逐年膨胀

机构逐年增加，工作人员和干部队伍自然逐年膨胀。

赵弘毅介绍说，目前，西北大学共有教职工2300多名，其中专任教师1200多人，仅占一半左右。1000多名行政人员中，校领导12人，其中校党委书记、校长各1人，副书记3人，副校长7人；校级管理部门和各院系的处级以上干部加在一起，共有300人左右。

吉林大学是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我国目前办学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来自吉林大学党委组织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学校校级领导共11人，除党委书记、校长外，党委副书记有3位，副校长6位。另外，有校长助理10人。全校正处级以上干部223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38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目前我国的重点大学，校级领导一般有10—15名，处级干部一般在300人以上。“难怪有人形容，如今的大学‘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学术权力才是大学的核心

熊丙奇认为，庞大的管理机构，直接导致高校行政开支巨大。以校级机关500人为基数，年平均工资3万元为基准，一所大学每年就要支出1500万元。“实际上恐怕要远远高出这个数目。”

王嘉让说，政府部门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带来的职能交叉、工作任务重复等问题，在当前高校中均有表现。“原来只在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公文旅行’、‘踢皮球’等现象在高校也时有发生。”

陕西社科院副院长石英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高校管理行政化的弊端。“原来，大学教师都不太乐意当官，哪像现在，相比于当一个好教授，一些人更热衷于挖空心思地去争当一个处长、一个院长。”他认为，行政权力的膨胀，必然导致资源分配和评价体系向权力倾斜，一些教师也就难免“教而优则仕”了。

“大学靠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行。”刘经南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分配这两种权力。千万不能忘记，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才是大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

《人民日报》 ( 2008-04-16 第11版 ) 本报记者 杨 彦 田豆豆 孔祥武

武汉大学试水“政学分权”(文化观察•大学需要“大部制”（二）)

通过精简机构、“政学分权”等改革，武汉大学的教学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随着高校行政化弊端的日益显现，“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如何将这些口号变为行动？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日前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武汉大学推出了一系列以“回归学术”为目的的“政学分权”改革，试图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政学不分”的管理体制。“目前，武大正在考虑实施‘大部制’改革。”

70％财权下放到学院

“综观国外一流大学，都是小机关、大学院。二级学院才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实体，拥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的管理权，学校的财力80％都在学院。而在我国，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还是由学校直接掌管人、财、事大权，这样不可避免会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跑部钱进’等问题，而学院这一教学、科研的主体呢？活力不足。”刘经南说。

因此，武大将权力下移作为改革的大方向。既然要放，就得从根上放。2006年初，武大开始了校院（部、系）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预算制管理，学校直接“分钱到院”，由院系自主“理财”。院内人员工资、水电费、科研经费、学费收入、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全部划归院系管理分配。

现在，学院已掌握了全校70％的经费。“过去大家都吃学校的‘大锅饭’，科研资源浪费现象在所难免，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学会了精打细算。”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说。

“管钱”自然推动了“管事”。有限的钱投向哪些专业、哪些专家、哪些项目更有效益、更能促进整个学院的学术发展？学院心里有本“账”。通过院内分配政策调整，生科院建立了“质量优先”的导向机制。

“我们现在按‘影响因子’评价论文，‘影响因子’是包括发表刊物的级别、院内外同行的公认度等的综合指标，既有硬杠杆、也有其他学者的个性评价。‘影响因子’低的论文不仅奖励低，而且在评职称时不予考虑。”何建庆介绍说。2005年，全院“影响因子”在5.0以上的论文不超过10篇，到2007年，已达到2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低影响因子’论文成了‘垃圾论文’的代名词，院内学术风气为之一振。”

走向“学者治学”、“教授治教”

“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因此，‘学术本位’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刘经南说。

为了保障学术权力真正得到落实，武汉大学成立了校学术委员会，在院系一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并明确规定，校院两级党政一把手不能担任两级学术组织的主任委员。

“‘老班子’成员往往看不惯‘新班子’，可我不是。我当了十几年的行政领导，现在退下来当了学院教授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我由衷地感到，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不再是一句空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副院长罗紫初教授说。

根据章程，教授委员会委员由院系全体教师大会推选，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民主推选产生。教授委员会不仅有权审议院系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科研计划、发展规划，为院系发展提供咨询意见，而且有权评定院系教学、科研成果，在学院引进人才、职称评定等问题上拥有初审权。

“过去，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是行政领导，一个有行政职务的人在职称评定中就占有‘人脉优势’。可现在不同了。有几个系级行政领导评职称，结果第一轮就被教授委员会‘淘汰出局’，因为教授会上他们没有得到半数以上的票。”武大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清说。

“最近，我院有一个博士生留校名额，院领导和教授们推荐了3个学生，要谁不要谁，过去是院领导很头疼的事。可现在，我们让3个学生一起到教授会议上试讲、答辩，教授们一投票就基本决定了。”罗紫初说。

“大部制”改革刚刚破题

武汉大学是在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2000年，新的武汉大学成立时，这个“超级大学”面临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巨大挑战。那时，学校的行政部门多达近40个，行政加后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教学科研人员。

从2002年开始，武汉大学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职能部门和院系进行了两次大幅度调整。2004年，又对机关干部实行竞聘上岗，将管理人员精简了20%。目前，学校行政部门数量已经缩减到18个，行政部门和10个党群部门人员共1600多人，占高校工作人员的20％。

“这个比例还要压缩，学校的改革目标是17％，我个人认为应减到15％。”刘经南并不满足。

据刘经南介绍，武汉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大部制”管理改革思路，大幅精简管理部门数量。根据初步计划，学校将实施本科生综合管理方式，从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学位工作到就业指导，都纳入一个综合部门下统筹考虑。同时，对科研管理、后勤管理和安全管理也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的理想是，学校管理框架主要由本科生综合管理部门、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科学研究综合管理部门、后勤和安全系统等4—6个‘大部门’组成。”刘经南说。 不过，即使在武汉大学内部，也有人对雄心勃勃的“大部制”改革抱有疑虑。“主要是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一位教授说：“你说科级、处级以上大大小小的干部，分流到哪里？到院系当领导？哪有这么多位置？做专业工作？术业有专攻，他们不一定对口。再说，他们又有多少愿意‘下’到院系呢？”

改革刚刚破题，人们对武汉大学的“大部制”拭目以待。

《人民日报》 ( 2008-04-17 第11版 )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大学如何回归“学术本位”（文化观察•大学需要“大部制”（三））

最近两天，本版连续推出“大学需要‘大部制’”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围绕高校精兵简政以及回归“学术本位”等话题，几所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以及一些教育界专家开出了“药方”。

大学精兵简政适逢其时

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及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如何改革高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其适应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要求，已成人心所向。

“我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思路。十七大之前的地方党委换届选举中，领导班子职数也在减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这些改革传递出的信号，值得教育界深思。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是不是也应该实行‘大部制’？班子领导职数，副书记、副校长职数是不是也应该精减呢？”

专家介绍说，国外的著名高校，最多一名校长，三四名副校长。虽然我们有现实的国情，但过多的副职只能导致党政功能的重叠，以及领导分工的极度细化，难免出现“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的局面，而且会使本应属于办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成为官场气氛浓郁的行政部门，甚至有进一步“衙门化”的趋向。熊丙奇建议，从目前情况看，大学管理机构合并、精减的余地很大，党委班子与行政班子，均可大幅度缩减。

良好的外部环境必不可少

对于武汉大学推行的“政学分权”改革，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他们同时认为，这种改革不能局限于一校一地，良好的外部环境必不可少，最好在教育部门主导下进行统一改革。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认为，公办大学的独立性不够，校内的很多事务自己决定不了。学校部门、人员职数的多少，也不是学校自己能决定的，因为它还必须要与相应的政府部门对口衔接。有的部门如果不设的话，在高校考核评估时就会受影响，因为许多评估都把是否设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和足够的编制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相比而言，一些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王建华说，目前公办大学之所以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局面，也跟外部环境的压力密切相关，“板子不能都打到高校头上”。

大学领导要做“搬道岔”的人

专家们认为，大学要回归学术本位，关键还不在于设不设或是撤不撤一两个处，而在于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的职能如何分配。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认为，在大学行政改革的道路上，书记、校长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带头人要搬道岔，使行政管理服务于教学科研，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的眼中，要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应该逐步推行校长职业化。

“应该对现行的按党政干部选拔方式产生大学校长的传统模式进行改革，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熊丙奇说。

杨宝峰也认为，大学校长可通过竞聘产生，副校长在校长提名的基础上，竞争上岗，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专家还建议，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个人手中，可以建立大学理事会之类的决策组织，改变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

《人民日报》 ( 2008-04-18 第11版 ) 本报记者 曹红涛 田豆豆 孔祥武 杨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