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扩张阶段，2002年毛入学率已接近15%。在赞扬声中也不乏不同声音，比如对扩招后教育质量的忧虑，由毕业生就业难引发对高教发展速度的质疑等。中国大学生是不是过剩了？教育质量应该怎样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瓶颈怎样解决？在“两会”上，代表们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大学生远未达到过剩程度

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由扩招引起的，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大学生数量过剩了。对此，许多代表表示不能赞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相比，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数量远远不足。”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代表介绍说，我国的劳动力知识结构重心明显偏低，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可见，中国的大学生远未达到过剩的程度。

“21世纪，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主动权。”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为记者算了一笔账：2000年，我国25岁至64岁劳动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5.2%，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我国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比重仅占1.38%，总人数不超过1000万人。如果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能达到20%，我国人口总数约为13亿人，那么我国的高素质人口将达到2.6亿人，差不多等于一个美国。“那时，我们的竞争力就无可匹敌。”

多元化质量观与制度创新

扩招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代表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扩招速度较快，部分高校不同程度存在质量下降问题；但同时，用精英教育阶段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阶段的教育质量，本身也有问题。

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主要是通过内涵扩张的形式实现的，即原有的高等学校挖掘内部潜力，增加招生量，提高生师比。而从国外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批新的学校，美国是社区学院，日本是短期大学，韩国是私立大学，英国是多科技术学院。这批新型的学校担负起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他们与传统的精英教育不同，培养的主要是应用型、技术型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教育的多样化，教育标准、教育类型不再是一种了。

“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要趋向多规格、多类型；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们正在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因此，教育的质量观也要随之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高等教育培养一大批攀登高峰的拔尖人才，也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包括生产、经营人才甚至一线的高级操作人才，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一种科技创新或者一种先进思想文化，要成为社会的物质或精神财富，都有一个扩散的过程，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既需要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

“现在在高校中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学院升格为大学，办了专科升本科；你瞄准北大，我赶超清华。”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对时下的高校“升格热”不无忧虑：“照此下去，中国只有‘进口’高级技工。高校一哄而上不切实际地发展，必将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才培养上的偏差。德国经济在战后能够快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实用人才充足。德国高等教育中重视实用技术人才培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前年我去英国的一所大学参观考察，学校大门口写的校训是‘培养世界一流的劳动者’，让我感触良多。中国高校盲目追求升格，应该从制度上查查原因。”纪宝成代表认为，单一的人才观念和单一的评估体系是重要原因。他呼吁，社会要建立新的人才观念；教育管理部门要研究制定多元化的质量评估标准和人才评估标准。另外，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时代，要确保质量，就要进行管理制度创新。从那些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国家来看，宽进严出、实行学分制是保证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是衡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管华诗代表建议，应在《高等教育法》允许的范围内，把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使其能够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行调整办学行为，为国家、区域、行业的发展培养适用人才、提供更好的服务。

形成多元化办学体系

从根本上说，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经费投入。但在教育经费总体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是理想的办法。

“要改变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就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改变单一由国家投入的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全国人大代表、五邑大学校长林健认为，要这样做，先要根据不同高校所承担的任务，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林健代表建议将高等学校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校。主要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部分部委高校，这些高校大多是综合性大学，学科比较齐全，科研实力雄厚，以承担事关国家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长久发展的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对这部分高校，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使其向着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方向努力。

第二个层次是省属重点院校。对这部分高校可以考虑吸收一部分社会资本，但以国有为主，由国家控股。

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所属高校。这些高校数量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这部分高校来实现。随着这些高校在规模上的扩张，由于地方财力难以保证，可以考虑通过股份制或私立学校的形式，引导海内外企业、社会资金进行投入，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在办学上引入市场机制，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按教育成本收费，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限定利润空间，允许投资者有一定的合理回报。国家可以限定收费的上限，以保证教育公平，同时规定办学收入当中应当用于教育再发展的比例。

林健代表强调：“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教育产业化。教育不能产业化，尤其是国民教育范畴。其实，国外的私立教育机构绝大多数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他建议，为开辟更宽的筹资渠道，国家可以通过立法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办学，比如捐资助学款可以抵税。

对于按市场机制办学会不会侵害教育主权、影响国家教育方针贯彻的问题，林健认为，采取相应措施可以解决。“可以将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比如通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非国有办学主体的办学方向进行规范。另外，国家还可以充分利用评估等杠杆手段，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控制。”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能使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得到解决，同时还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活力不足、层次不清等问题得到较好地解决，使之更加适应不同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林健代表分析说，市场机制的引入，将使得高校间的竞争加剧，逼得部分高校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办学模式，从教育管理、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使学校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受教育者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对不同办学主体的高校进行分层、分类指导，使各高校的办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有利于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增强高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背景

197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马丁·特罗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的学说，即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从精英化经大众化达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型高等教育，15%至50%之间为大众型高等教育，50%以上为普及型高等教育。

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乃至社会特权；在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要求；普及高等教育，则是走向信息社会的必由之路。

数据

1999年，美国、韩国、法国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4%、86%、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9.8%。而2001年我国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9.0%，多样化办学体系尚未形成。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18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