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把利比亚危机的爆发,放到自去年12月份开始的北非政局变化背景下去考量,西方国家的介入则是预料之中。1969年卡达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也中断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选择发展与法国的关系。　　

　　● 邱美荣

　　和平与发展,诚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战争的硝烟却不曾消失过。自3月19日利比亚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正如火如荼。但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中,利比亚并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其人口仅为600多万,虽然富产石油,但石油储量也仅占全球的2-4%,但为何是这个“蕞尔小国”的局势发展,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和介入?个中情况,值得玩味。

　　把利比亚危机的爆发,放到自去年12月份开始的北非政局变化背景下去考量,西方国家的介入则是预料之中。自去年12月份开始,突尼斯政局变化,执政20多年的本·阿里总统下台。这种势头似乎有燎原之势,导致了执政埃及达30余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受此浪潮的影响,夹在两国中间的利比亚也出现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要求在位40多年的卡达菲下台。但局势至此却急转直下,政治强人卡达菲威胁要动用国家机器武力镇压,这显然是西方国家所不待见的:这不仅会让突尼斯和埃及取得的胜利成果严重挫折,也会出现大量平民死亡的可能,并有悖于西方的伊斯兰大战略。

　　民主是西方国家一贯宣称的核心价值观,保护平民的解释让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获得国内支持,法美两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的国内支持率分别为68%和47%。不仅如此,对于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北非地区,西方奉行的大战略,是通过改变该地区的政治体制来改革伊斯兰世界。在上述背景下,利比亚危机的发生颇有“怀璧之罪”色彩,西方国家自然选择“出手”。

　　在这次利比亚危机事件中,法、英、意等国充当“急先锋”,而美国的反应则是“靠后站”,究其原因,主要是包括利比亚在内的北非地区,是法、英、意等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具体来说,意大利在1922年开始殖民统治利比亚,英法两国则在1943年的二战期间驱赶意大利而代之,但时间不长,二战结束之后英法在利比亚的统治遭到反对,于是英国转而采取扶植代理人上台的方式退出。1951年,得到英国支持的赛伊德·伊德里斯登上利比亚王位,此后通过签订防务协定的方式保留了英国的特殊影响:英国对利比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保留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驻兵。

　　1969年卡达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也中断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选择发展与法国的关系。1970年,利比亚与法国签订了购买包括110架幻影战机在内的军事合同。但1970年代中后期,卡达菲选择走第三道路,建设“标准的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亲苏联的政策。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纪,卡达菲全面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之,利比亚的现代发展史,就是一部试图脱离又不断走近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历史,而后者对利比亚也有着不浅的“情结”,这种“非洲后院的利比亚情结”,决定了英法等国在利比亚危机事件发生之时,不可能袖手旁观。

　　法、英、美介入各有考量

　　国内政治的考量永远是政治家行事的一个基本因素,萨科齐、卡梅伦和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各有盘算。就萨科齐而言,他希望在利比亚问题上有所建树,以赢得2012年大选的政治资本,这是他抛弃“老朋友”卡达菲的一个重要因素。利比亚是一个“对法国而言的特别国家”,其周边的四个国家全都是法语区。此外,法国有着浓厚的大国情结,民众对于外交事务极为关心,这也是法国缘何有着不愿意追随美国的外交传统,并促成萨科齐在这次危机事件中率先行动。当然,法国的“地中海联盟”也可以因卡达菲的下台而得以推进。萨科齐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张罗建立“地中海联盟”,以深化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藉此扩大法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该联盟因遭到卡达菲的明确反对而严重受阻,后者将该联盟称作是对非洲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并拒绝出席2008年的首届地中海国家峰会。

　　对卡梅伦来说,为自己及他所代表的保守党赢得外交资产是其行动的驱动力。卡梅伦上台以来,一直被贴着政治实用主义者而非严肃政治家的标签,理由是他作为英国新生代保守党人,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用一种实用的姿态指导外交行动。此外,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艾登错判形势,没有对埃及的纳赛尔采取武力,失去了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彻底衰弱。现在,历史给卡梅伦一个展现自己外交手腕的机会,他岂能错过。

对于奥巴马而言,介入利比亚并非上策,因为美国已经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且金融危机还没有消退,实在无心再卷入利比亚,处理不当会成为2012年竞选连任的负资产。不过,国务卿希拉莉和驻联合国代表赖斯力劝奥巴马,认为如果美国对利比亚撒手不管,会向伊朗发出“不详信号”:美国不敢出动军事力量保护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美国会让任何事情发生。这种考虑加上来自英法等传统盟友的推动,使得踌躇不前的奥巴马最终选择采取行动。

　　上述算计,让西方国家选择“插手”,但种瓜可能得豆,利比亚局势和中东政局发展未必如西方所愿,即使是西方所拥抱的“中东民主”也有可能让其难以开心:“民意发挥更大作用的中东,很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愿意去打击恐怖主义或与以色列媾和。在涉及以合理价格供应石油的问题时,中东很可能不再抱合作态度。”鉴于此,西方世界应该冷静看待“阿拉伯的觉醒”。

　　（作者是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危机问题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