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的政协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女士直言，在当前的情况下，“不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她的理由有二，一是由于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原本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变得单一和狭隘，也使中国古老的乡土文化因年轻人的离去缺乏传承而濒于消亡，二是农村孩子上大学后因耗费巨大且未来就业艰难，常导致本来就算不上富裕的家庭再次“返贫”。应该说，王平女士的第一个意见虽然让人感到有些“突兀”，甚至觉得“愚昧”与“落后”，可若能冷静下来想想现实中的农村的情况，却并不觉得突兀，相反，倒是发人深省，我以为，这也是她的“不鼓励”论引起媒体关注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第二个理由却是“老生常谈”，但是，她的这个并不新鲜的观点却忽然引起我对高校应对这个问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思考。

　　此前人们多将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困难归之于大学扩招与经济不景气，而因为农村大学生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城市出身的大学生相比，就业更为困难。这些都不算错。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在飞速扩张的过程中，忽视了与现实需求相符的办学方向和具体专业的设置。这才使得培养的学生既不能屠龙，也不能雕虫，身无长技，求职无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还比不上一个技校生。因此，人大教授张鸣认为，在城市艰难生存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毕业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大学里什么也没学到。但在我看来，可能是张教授因厕身于人大这样的名校，所以对我国所谓的一流大学太过信任了。其实，很多人在那些“名校”中也一样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一流大学骗起学生来更肆无忌惮，也更厉害。

　　这当然与近年来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掀起的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因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样式的偏狭的理解，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自身，都将建设综合性大学作为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和捷径，而把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与现实需要联系较为紧密的专门院校与以文理科综合性大学相结合的“苏式”高教体系视为落后和封闭的体系，开始全力朝“美式”的综合性大学为主的高教样式转换。在由此产生的并校风暴之下，很多很有特色的专门院校不是消失，就是改名并开始陆续建设成为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并且，不管有无实力，也都按照综合性大学的专业配置来开设专业，同时，一些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也按照此标准来配置自己原来没有的专业，这其中，还有一些专业并未经过慎重的规划，但却以“新兴”或“交叉学科”的名义得以设立，而这些专业的师资不管是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都极度匮乏，老师只能现学现卖，学生则只好瞎子摸象，等他们走到就业市场上之时，才发现自己面临的并不是常见的学非所用的问题，而是无学可用，可这时却已是追悔莫及了。这也正是不少大学生重新到技校“回炉”或者去社会上谋求各种职业培训证书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大学生就业难还不仅是扩招惹的祸，更主要的是大学建设的价值取向与专业建设出了问题所造成的后果。

　　我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原因，与这些年的大学的主事者有关，首先是急于求成，想通过“速成”的方式尽快建成想象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其次就是刻舟求剑，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行性，就盲目模仿美式高等教育。这与上世纪50年代一味模仿苏式教育，对国内已有的美式高等教育体系一概否定如出一辙。就在这样的摇摆之下，众多的大学生成了试验品和牺牲品。

　　实际上，在各种教育体系之间（包括各种教育方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只有是否合适与是否真正的将其做好的问题。在我看来，苏式的以与就业结合紧密的专门院校为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非一无所取，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并未过时，因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以内都还会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这样的经济结构所需要的还是大量掌握一定专门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并非空头科学家和胡乱念了几本中国和国外的古书就认为自己是“博雅”之士的空头“哲学王”。因为，在从上到下向美式高校体系进行“硬着陆”之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专门院校不能培养大师，对学生的知识面的拓展不利，其实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专门院校的专门教育并不等于不要综合培养，而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所谓大师，就是那些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有着很高造诣，同时又在其他领域有着比较广博的知识和文化素养的人，绝不是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然而在专业领域却没有杰出贡献的人。近年来，钱学森一直被当做大师的典范被宣传，如果注意到他的学历，或可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所提示，他当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交大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专门的技术学院，而他到美国先后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也都是专门的理工学院。

　　所以，我觉得，要想让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造福于民众，造福于国家，最重要的并不是急着去寻找培养什么大师的终南捷径，而是应该首先充实和提高现有的高等教育的水平，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用之才，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王平女士一定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一变而为“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