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指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前，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针对加快科技创新，他提出了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等要求。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上海提出了强化四大功能的新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科技创新的“源”与“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创新策源的一体两面，依“源”施“策”，以“策”升“源”，两者互为依托，彼此促进。如何科学建“源”、合理施“策”？这是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关键。
科学建“源”，为创新策源夯实基础
在“源”的建设中，重点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
夯基，培育创新策源的社会根基。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创新治理应着眼于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制度基础、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必要的条件保障，为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及产业化活动的开展创造更多可能性。首先，应从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维护创新者的权益。其次，通过进一步改善政府服务，营造适合非正式交流的公共空间，优化科技创新的微观生态。第三，以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精神弘扬、科学文化培育、科技伦理教育等为抓手，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要引导形成尊重创新的价值观体系，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大胆突破的创新生态。第四，加大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力度，探索长三角科研诚信信息平台构建，适时启动负面清单和计分板。第五，加大媒体报道科技创新活动的频度和力度，增强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影响力。
垒台，累积创新策源的物质基础。首先，创新策源离不开高水平大学和高效率科研机构的知识和技术供给。上海应加大对在地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支持力度，尽快研究和启动重点区域新型大学的布局和建设。研究并明确上海科学院及其下属机构在上海科创策源中的功能定位，增强其应用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能力。第二，布局并加快建设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前瞻布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构建能够满足各种科技创新活动需求、对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利用的功能性平台。第三，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通过科研协作平台和开源技术社区等创新模式，着力推动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搭建更具韧性和张力的创新网络，形成指向特定领域的体系化突破能力。推动双创平台和科技创新承载区的特色化发展，为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充沛空间和产业载体。
立柱，构建创新策源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要着力推进以下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培育、配置和开发利用机制；二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三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决策、布局及组织实施机制；四是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培育机制；五是社会创新力量的动员和组织机制；六是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机制；七是跨学科、跨产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创新合作机制；八是新形势下全球科技治理的参与机制。
架梁，形成创新策源的体系化能力。着重形成不断激发和催生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体系化能力。
合理施“策”，为创新策源聚力赋能
在科学建“源”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合理施“策”。
一、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首先，推进科创中心人才行动计划，着力引进和培育战略科学家、高层次科技人才、高级工程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科学服务业特定领域人才。第二，建立高水平新型科研机构、平台型研发组织的引导和培育机制。第三，研究新型科技创新资源的发现、集聚和培育机制，创新开放利用方式，抓紧布局抢占制高点。第四，尊重研究规律、产出周期、成果形式等差异，针对不同使命的科技计划项目，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探索更加灵活的科技财政资助机制，如“机构式资助”“悬赏制”“后补助”“成果采购制度”等。推动项目形成机制、执行机制和评价机制改革。第五，提升社会动员水平，创新组织和协作方式，为中小微企业和社会公众与建制性科技力量交流、互动和协作创造更多机会。第六，推动事业类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研发机构的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改革和中长期激励机制的建立，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二、蓄势。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并建立相应的财政投入增长保障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为社会资本介入基础研究创造更多机会。推进评价和管理机制改革，形成非共识项目的稳定支持机制。探索有组织、策略化的颠覆式创新，形成应对或引领重要产业领域重大技术变革方向的能力。创新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模式，完善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在国际科技合作格局遭遇严峻挑战，“外循环”受阻的新形势下，瞄准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缺失环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关，摆脱一部分中高端技术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确保“内循环”的运行效率和质量。
三、赋能。第一，资本赋能。要建立和完善国资创投功能性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发挥国资创投的引导、撬动和背书作用。营造有利于社会风险资本发展的政策环境，强化中小微科创企业的融资能力。第二，服务赋能。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形成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的发现、培育、扶持及服务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加快专业化功能性资源集聚，构建高能级、多元化的社会创新服务体系。加快科创中心承载区建设和特色化发展，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提升其社会服务专业化能力。第三，数据赋能。建立公共数据和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准公共数据的采集、开发利用及共享机制和规则。建立一批具有数据整合和“深加工”能力的数据中心及相应的服务机制，打造“数字引擎”，助推数字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第四，场景赋能。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运用AI等技术手段，聚焦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需求，建构和开放层次更为丰富、领域更加交叉的社会应用场景。
四、结网。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聚焦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领域，探索构建层次和类型更加丰富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推动达成形式更为多样的国际科技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抓住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推动科创资源的区际流动和共享，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在国际科技合作“走出去”遭遇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将“请进来”作为重要策略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充分利用进博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家嘴论坛等高端会议平台，推动形成科技创新思想高地，汇聚各类人才，发现前沿科学问题，明确关键技术的突破方向。
五、破墙。推动上海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强化部门间的政策协调和资源统筹，提升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当下，以中小微企业、社团、公众为代表的社会创新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在科技创新治理中，努力为其“垒灶、架柴、点火、扇风”，为其使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引导其投身于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核心领域攻关。要进一步依托高校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发挥其知识溢出的核心作用，推动校区、园区、社区联动发展，增进学科建设、知识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互动，加大有组织科研的力度，引导更多科技力量投身于基础前沿领域探索和关键核心领域攻关。同时，加大政策和产业载体供给力度，引导产业向技术靠近，推动环高校高能级创新集群的形成和能级提升，形成校区、大学科技园、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的无缝衔接。通过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的改革，推动高校学科建设模式和科研组织形式的改革，实现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的有效结合，加强高校间和高校内部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和协同创新。
六、排堵。着力推动面向高校院所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提升科研产出的效率和质量，建立高质量科技供给保障。同时，一手抓供需两侧能力提升，一手抓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全环节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投入分担和产出共享核算机制，打破长三角科创合作的思想藩篱、制度障碍和机制堵点，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协同布局，以及科技创新资源的省际流动、开放和共享。
七、铸盾。加强对科技研发和应用前沿的监测，强化趋势分析和研判，进行风险预估。对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重点技术领域，改革行政审批体系，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快国产化替代进程，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对于市场规模较小、专用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殊行业和重点企业，实施特别的财政支持和政府采购手段，推动形成创新技术和产品的社会应用市场，推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扩散和应用。
八、突破。以重大科技专项和产业化项目为抓手，强化机制建设，构建若干支贯通不同类型组织，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能够直面全球科技前沿竞争的战略突击力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形成系统突破能力。通过构建更加自主、协同、开放的新型举国体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集中部署优势力量，着力突破关键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技术。积极参与、适时主导策划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国际大科学工程，在此基础上运筹全球创新资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探索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更有针对性地优化营商环境，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增长点。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将成为上海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中长期背景。对此，一要有底线思维，面对复杂局面快速形成创新策源能力，以持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确保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二要有突破思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上海必须勇于破局，敢于试错，“源”“策”并举，持续提升“源”的能级，发挥“策”的效应，不断催生面向产业变革和社会治理挑战的原创性成果，不断推动“卡脖子”领域的技术突破，提升在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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