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河北省科技厅宣称，今年该省将继续推进科技奖励改革。其中，“取消‘SCI他引次数’，改为他引总次数”引发热议。论文“他引总次数”比“SCI他引次数”所涉范围更广、数量更大，此举体现了对论文引用率的重视以及对提高评价科学性的努力。

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亚洲大学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地区高校首次占据前两位。在其指标体系中，“论文引用”权重也高居30%，看来重视论文引用率在教育评价中普遍存在。

然而，著名论文引用指标H-index（高引用次数）的发明者赫希在今年1月曾撰文表示：“我提出了 H-index，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评估科学成就的客观标准。我觉得大体上它做到了。但是现在我相信，它也会大错特错，产生意料之外的严重负面影响。”

的确，时至今日，对于论文引用率与论文成果质量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已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而国内过分看重论文引用率以及热捧高被引论文作者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渐显现。

从学理上讲，由论文引用率高而得出论文成果水平高的结论，反映了评价逻辑的混乱。论文引用率高，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论文的受关注度高，至于高关注度是否一定代表论文成果水平高？这无法确定。

高价值的论文，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已得到公认的数学公理论文，引用率并不高；而名人、“大牛”引用率极高的论文，后期被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结论的情况也存在。

不否认那些研究扎实、观点鲜明的论文引用率高，但决定论文引用率高低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取决于论文议题的热门与否。

一般而言，综述类论文、争论话题类论文、成果应用推广类论文等引用率会相对高些，这在实践中已得到较广泛验证，但论文引用率高也未必一定表示该论文的观点受到多数人的认同。

为此，国内对论文引用率指标需要抱以更客观、理性的态度，尤其要防止对论文引用率指标期望过高而导致的严重不良后果。

首先，以论文引用率来评判论文水平的“高低”，会产生以讹传讹的问题，令谬误畅行。因为国人的名校、名人情结严重，所以名家、“大牛”与论文高引用率互为因果。

而各路期刊编辑为了追求期刊论文的高引用率，对名家、“大牛”的稿件“趋之若鹜”，很少有期刊编辑就名家、“大牛”的稿件邀同行专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评审把关。而名家、“大牛”的高引用率文章，经期刊的力推，其思想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会被急速放大和传播。

比如，曾经“誉满全球”的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大家，其经“科学论证”后言之凿凿地对中国综合国力做出的研究结论严重脱离现实，但其相关论文却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

此结果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很大（不限于学界），误导了相关行业的一些政策决策。说到底，即使是高引用率的论文，也不能代表观点一定正确。

其次，以论文引用率来评判论文水平的“高低”，会催生学术投机的问题，令“小人”得志。这里的“小人”，特指和论文引用有关的投机钻营者。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期刊（PloS Biology）日前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数百名研究者的论文自我引用率超过了50%，部分研究者的自引率甚至超过了90%。

这么高的自引率到底算不算学术不端？这有待权威组织来认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论文高引用率的推崇，给一些学术不端者提供了学术投机的市场。

有的学者刻意引用所投期刊上的论文和审稿人的论文，此谓“巴结引”；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引用本期刊论文，或者审稿人要求投稿人引用自己的论文，此谓“被迫引”；还有学术圈子内的“相互引”，对领导、名人的“谄媚引”……总之，围绕论文引用的各种学术不端手段五花八门，唯独见不到崇尚真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再者，以论文引用率来评判论文水平的“高低”，最大的问题是极易扼杀原始创新，令原创夭折。

原始创新、高深理论成果论文，一开始“曲高和寡”很正常，而且还有可能因其思想独特、超前而受到排斥。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尔顿来华访问时提到，他的那篇1961年发表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论文，发表后好些年几乎没什么引用，而且在开始被引用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像这种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在获得诺奖前引用次数很低的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如果教育科研单位的评价和管理者过分在意论文引用率，视论文高引用率为王道，只看结果而不计手段，把高被引论文学者奉为绝对权威，不惜把科研资源投向热门领域，鼓励跟风，这种短视、浮躁、急功近利的做法，很可能会把那些出自兴趣爱好、甘愿坐“冷板凳”、追求异质思维的创新人才早早淘汰出局。

总而言之，论文引用率指标能够反映论文被关注的情况，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追索工具。

但是，在防止其负面影响的同时，如何利用好这项科学研究技术和手段，为中国教育科研人员致力于原始创新研究、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科技难题服务，这是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者要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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