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城市得益于人口规模和人员流动性，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不过，这种“超大规模优势”却给疫情传播带来了“便利”，甚至转变为“超大规模劣势”。

理性来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此次疫情表明，一些城市虽然规模上去了，但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来。发展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卓越的城市领导力，要事先能够防范风险、事中能够化大为小、事后能够举一反三。唯有如此，超大城市发展才能够避免全局性风险。

更大的政治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国上下齐心抗疫，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但在肯定治理体系发挥强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

研究表明，面对各种风险，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实现有预防性的全周期管理，真正把市民的生活质量、生命安全作为最大的政治。从人民生活的源头讲政治，就会在日常管理中扎紧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篱笆。

从主体分析，应急管理既要上下互动，又要一线作为。上下互动指的是，上层组织应该具有前瞻性，注重“战略型”，有宏观协调能力；一线组织应该具有技术性，注重“战术型”，有前线控制能力。一线作为指的是，允许和鼓励基层组织果断机敏反应，应急管理要重心下移，积极支持专业化力量发挥作用，加强信息沟通、社会合作，确保有效统筹各方。

从过程分析，管理研究上的“三段论”可以提供启发：事情萌芽的时候不能粗枝大叶，以免丧失消灾、防灾的黄金时间；疫情严重的时候不能恐慌悲歌，以免丧失斗志，使事情恶化；疫情终了的时候不能只有庆功而忘了复盘反思，以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固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救火”，但从源头预防灾难发生应当成为更大的政治。

我们相信关键时刻可以用举国之力打胜仗，但也期望疫情形成一种倒逼，推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是高成本事件，如果自上而下机制能够及时防范问题发生，可以大大降低处理突发事件的成本。因此，治理能力不仅要表现在事中，更要体现在事前，要刀刃向内，发现治理体系的软肋，下力气排查快速响应中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独特的气质

在此次疫情应对和日常城市精细化管理中，上海这座城市具有独特的气质和稳健的表现。这是决策者、专业人士、广大市民“三合一”的结果。

从市民的角度来看，上海人规矩不保守，所以有速度；专业不狭隘，所以有精度；精明不小气，所以有高度；优雅不张扬，所以有风度。这样的一种非正式文化，在疫情防控和城市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例如，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海市民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碰到事情有自律。他们绝不是所谓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他、利己的高素质群体。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上海具有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一方面，上海养成了讲规矩、守信用的传统，不会轻易变卦乃至添乱；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上海“见多识广”，在大风浪中经历了考验、积累了智慧。无论是决策者、专业人士还是市民，都自觉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发展中汲取营养和动力。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事关上海长远发展。下一步，要牢牢抓住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目标，真正树立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等重点环节，发挥好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力量，着力抓好“老、小、旧、远”难题解决。同时，善于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谋求善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以精益求精的作风、严而又严的措施守牢城市安全底线。

总之，超大城市治理要画好“工笔画”、像绣花一样精细，以一心为民的真情，切实做到耐心、细心。只有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成效，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20-03-24/getArticle.htm?id=29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