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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林: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来源:《文艺报》   时间:2019-10-10  浏览:

夏衍(1900-1995)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3年他任中共上海文委电影组组长时,首先抓剧本。他编剧的《狂流》被誉为是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改编的《春蚕》首次将闻名遐迩的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他与田汉合作编剧了《风云儿女》,其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在上海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一直领导和主管电影工作,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故园春梦》和《烈火中永生》等都名震一时,成为影史经典,特别是《革命家庭》,荣获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1994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夏衍重视编剧培养,著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指导剧本创作的教学指南。在他倡导下,中国电影编剧于1983年1月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弘扬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礼赞银幕上彰显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评选出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所涉剧作类型广泛,人物形象多样。这次组织严谨的评选活动,是民族英雄群像的一次盛大巡礼,也是对中国编剧队伍的一次高规格的检阅。

编剧是典型形象的首创者,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回望70年中国电影创作,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是编剧心中理想人格的体现,典型角色是编剧对生命的独特认知与感悟。

我们喜爱那些经典的电影角色,要感谢首先创造了文学形象的编剧,诸如阳翰笙、于伶、于敏、林杉、柯灵、黄宗江、梁信、李凖、鲁彦周和张天民等。我们也要对原著作者致以敬意,如《三毛流浪记》的原作者张乐平、《英雄儿女》的原作者巴金、《烈火中永生》的原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红衣少女》的原作者铁凝、《黑炮事件》的原作者张贤亮、《生死抉择》的原作者张平等,他们的佳作为改编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还有介入剧本创作的小说名家及参与编剧的导演。正是因为这些“鸿儒硕学”握素怀铅,茅椽蓬牖而安贫乐道,创作了出类拔萃的“本子”,首创了众多载入史册的经典形象,才使中国电影枝繁叶茂、花开似锦成为可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中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灿若繁星,而本次评出的优秀剧本中的典型形象涵盖了众多领域和行业,上至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等,下至人民大众形象喜儿、李双双、薛水莲、荒妹、秋菊、安然、乔安山、丁嘉尧、李天狗、李元妮和陈桂林等;从小红军潘冬子、小兵张嘎到抗日英雄赵一曼、杨靖宇、李向阳,还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智取匪穴的杨子荣,“上甘岭”上的张忠发,“英雄儿女”王成,以及梁三喜、张思德和冷锋等;知识分子形象有林道静、罗群和冯晴岚、秋石、陆文婷、赵书信等;各类干部形象有罗心刚、牛百岁、焦裕禄、赵山杠、孔繁森和李高成等;地下工作者形象有李侠,周莲、金环和银环、许云峰和江姐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有金花、刘三姐、马本斋,“农奴”强巴,“东归英雄”阿拉坦桑和杨英俊等;科学工作者形象有袁隆平、张天聪和钱学森等;历史人物形象有林则徐、邓世昌等;艺术家形象有聂耳、梅兰芳等;工人形象有周挺杉等;法官形象有尚勤等;运动员形象有沙鸥等。

文化“洋葱皮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外而内的四张皮组成——符号、英雄、礼仪和价值观。位于中层的英雄,是体现群体价值观的典型人物,而被人们崇拜的英雄性格,则代表了该文化大多数人的性格。中国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精神和人民样貌之集萃,代表着民族性格和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忠贯日月、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从远古、历史、当下走上了银幕,唱响了民族昌盛的强音,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使英雄形象家喻户晓,仰之弥高,成为不朽丰碑的电影创作者中,以夏衍为代表的编剧队伍居功至伟。编剧是优秀电影及典型人物形象的第一作者,是影片的总设计师,可谓“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编剧”。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优秀剧本,塑造出名垂影史的典型形象。

夏衍先后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到上世纪中国的历史潮流中: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几乎场场不落。正是因为他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淀,他的剧作、报告文学和小说等作品才有无限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洞察力。

生活是源泉,是土地,是种子,剧本的参天大树皆长成于此。本次活动评出的70部优秀剧本,大多数是现实题材,即便是历史题材,也充盈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编剧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感受时代的温度和脉搏,以如椽大笔书写和讴歌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如《烈火中永生》的原著《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而《林海雪原》的原著作者曲波曾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上甘岭》编剧林杉和沙蒙两次赴朝鲜,深入志愿军部队200天,钻入上甘岭主峰坑道,采访57位参战人员,塑造出一位英雄连长形象。《创业》编剧张天民在大庆油田深入生活两年多,走遍整个油田写下80万字生活笔记,创造了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形象。《高山下的花环》编剧之一李存葆也曾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到广西参战部队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建国大业》的编剧王兴东先后去过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毛主席1948年发出“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旧址、南京“总统府”、上海宋庆龄故居调研,还采访了雷洁琼等人。如此有例可援者,多不胜数。这些编剧由于有了“源头活水”,他们的作品才既有生活广度,又有思想深度,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正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所言,新中国电影70年的历史,就是编剧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的思想史,就是中国编剧塑造民族形象的创业史。

电影创新要从尊重原创开始,编剧的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夏衍作为编剧,创作甚丰,通过电影改编使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鲁迅的《祝福》、巴金的《憩园》、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名家名著声名更盛。作为电影界的领导人,夏衍率先垂范,尊重原创,如《祝福》的署名顺序是“原著鲁迅 改编夏衍 导演桑弧”,他的所有改编作品,也都以此种格式署名。

但不可讳言的是,新世纪以来,电影界去编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影片中编剧的署名被故意排后,字号被恶意缩小;海报上编剧的名字被无端剔除,媒体宣传时突出导演和演员,削弱首倡者编剧的地位和影响;创作过程中编剧的定稿被断鹤续凫,狗尾续貂,无端篡改,稿酬被随意拖延克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致毁钟为铎,椒焚桂折,訾议四起,编剧的精神和情感受到了伤害。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上个世纪以来理论界和创作界过度讲求“电影本体论”,强调影像至上,去戏剧化,去文学化,导致电影性和文学性关系失衡的“暗流”有关,同时也与一些炙手可热的导演贪人之功的傲慢心态有关。突出电影是“某某某的作品”,但无论如何电影创作是集体劳动,要讲“雁阵效应”,因为导演掌控全局而形成的“导演中心制”是时势使然,但漠视电影创作的集体性,淡化编剧的作用,矜功自伐,过为已甚,无视编剧的“首事之功”,是侵犯著作权的失德行径,是电影创作过程的“内讧”和“自残”。

我们不能拔本塞源,忘了来时的路。正是有了编剧创作的“一剧之本”,才使制片人、导演、演员、美术、场记、录音、服化道、剪辑合成、宣发、获奖、票房、改编、影史留名等一切的一切有了可能。假如没有编剧梁信从广州来到海南岛体验生活,发现“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创作出小说和剧本,就不可能有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这个传世经典。梁信在85岁高龄之际,为维护改编的同名芭蕾舞剧署名权和支付报酬权诉诸法庭,最终胜诉,为维护编剧权益作出了表率。

剧本是电影立足之本,更是电影长成之根。

早在1996年,中宣部就提出“要下大气力抓好剧本的创作”,不但建立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还设立了夏衍电影文学奖。此举切中时弊,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意义重大。时至今日,当我们欣喜中国电影“其道大光”之时,不能无视编剧的“初升红日”之功,当我们欢呼中国电影“一泻汪洋”盛世图景时,不能忘记编剧的“河出伏流”之力。正是因为无数的编剧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不做金钱之奴隶,不做权贵之奴才,朝乾夕惕,憔神悴力,才铸就了中国电影当下的辉煌——年产电影量排名世界第三,票房排名世界第二。但毋庸讳言,辉煌中亦有“虎尾春冰”般的隐忧。编剧柳建伟之诤言振聋发聩:“中国电影与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相比,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深究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是不再把电影剧本当成中心和根本了。电影的根本和基石在文学、在剧本。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出发,或是经一流剧作家奠基的。”不重视编剧而想拍好电影,无异于“敲冰而索火,缘木以求鱼”。

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是成就中国电影辉煌之首要缔造者!“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剧本是电影立足之本,更是电影长成之根。“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总而言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只有重视剧本,尊重编剧,踵事增华,已成为世界电影重镇的中国电影才会惠风和畅,才可花生满路,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09/c419388-31389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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