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上学界，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是一面“旗帜”。

治学40余年，他坚持为成为思想者而努力，追求生产出有趣、有理、有用的思想。搞可持续发展研究，诸大建坚持了30年，把冷门做成热门，被学界的朋友称为“可持续发展教授”。

尽管阅书无数，有3本却被诸大建视为灯塔一般的存在。它们不仅是诸大建治学道路上重要的节点，呼应了他思索已久的疑问，也助推他完成多次转型，实现了自己理想的学术人生。

“这本书出一版
我就买一版”

上观新闻：很多学者常说，学术生涯就是个人精神成长一次又一次的跃迁。在这个过程中，书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有没有那么几本书，对您具有类似的意义？

诸大建：有的。从我留校当老师算起，到今年已45年。作为一名职业读书人，我可以说是阅书无数，但细细想来，其中有3本书对我特别重要。它们像接力棒一样，不仅在我个人学术发展的重要节点，点拨了在我心头萦绕已久的疑问，也助推我完成了几次重要的学术转型。

它们分别是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美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以下简称《超越增长》），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的《幸福的经济学》。

尤其是第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我对它感情很深。最早接触时，我读的是1980年出的中文版，读了很多很多遍。此后，这本书出一版我就买一版，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变化，仿佛在见证一位老朋友的新生。

上观新闻：最初，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打开《科学革命的结构》的？

诸大建：很多朋友认识我，是因为“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其实，我最早的专业是地质学。

20世纪80年代初，我留校任教，讲授板块构造学说和大地构造理论课程。那时，包括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学说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地质学思想的重大突破，被认为是对传统地质学理论甚至整个地球科学的大变革。研究越深入，越对地质学革命本身为何会发生感到好奇。就在这时，我遇到了《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对“科学革命”的阐释。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按常规科学一点一滴地积累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焕然一新，还会引起人们世界观的变革。库恩把在科学理论背后起前提性作用的元观念叫“范式”。他认为，科学革命的要害是范式迁移，是老范式被新范式替代。

当我把库恩的这套思想方法用来理解我所从事的地质学研究和地质学革命时，如梦初醒。我突然想通了：为何“新范式”出现后，人类仿佛看到了“新世界”；当变革已经发生，如果我们仍然用传统的世界观来理解它，就会错过参与变革的机会。

这部著作问世后便引发了一场认识论意义上的大变革，不仅对自然科学界，对社会科学界、政界、企业界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受益于库恩的洞见，我对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的兴趣突然高涨，决定转换专业，于1983年报考了科学哲学（那时国内叫“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

上观新闻：阅读《科学革命的结构》不仅深化了您对“科学革命”的理解和思考，还加快了您跨界的步伐。

诸大建：没错。诚如库恩所言，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孕育着新的机会。跨界到科学哲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到同济大学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成了我学术生涯上的第一次转型。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托马斯·S·库恩 著 李宝恒 纪树立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恰好遇到合适的书
是读书人的幸运

上观新闻：与《科学革命的结构》引发认识论变革不同，《超越增长》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又是怎样影响您的？

诸大建：我是1986年回上海到同济大学工作的，那时正值上海进行城市发展战略大讨论，酝酿浦东开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述。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我心里特别想搞清楚：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为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弄清这些问题，需要对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进行学习和研究。

1994年至1995年，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多年来，墨尔本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为了研究墨尔本“宜居”背后的理念与方法，我跑到市政厅等有关部门，收集他们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墨尔本提出要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先行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知道，当时“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一个新概念，而墨尔本已经开始用这个概念来指导城市发展实践了。惊叹之余，这也为我思考发展的内涵、细究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异同打开了视野。

20世纪90年代初，同济大学图书馆有一个美国原版二手书转运站，对学校里的师生开放。有一次，我路过二手书转运站进去转悠，随便乱翻时看到了一本题为《Beyond Growth》（“超越增长”）的书，副标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作者署名是Herman Daly。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一连串字符组合在一起，立马击中了我。拿起来一翻，觉得它正是我想要的书，用10元人民币买下，回来后越看越觉得淘到了宝。

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我主持翻译一套国外的可持续发展前沿译丛，我把戴利的这本书作为核心著作，翻译出版了中译本。

上观新闻：看来《超越增长》提出了颠覆性的理念，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诸大建：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存在一个重要的争论，即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有没有极限。

学术界为此存在着两种范式，即弱可持续性范式（认为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没有极限）和强可持续性范式（认为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存在极限）。《超越增长》作者戴利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属于后一种。

这本书的精华在于，戴利以深刻的思考和锐利的语言论证了，“地球上的资源、环境不可能供人类无限消耗，以消耗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他指出，“增长”是一个数量性扩张概念，而“发展”是一个质量性优化概念，强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是发展范式的重大革命。

基于戴利的贡献，我认清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认识误区和政策误区，也愈发坚定地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和生态红线概念，无法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得到理论支撑，需要引入强可持续性的思想进行理论研究。

在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书，是读书人的幸运。因为遇到《超越增长》，我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转型。

从澳大利亚回来后，我曾收到墨尔本大学发来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但因为我已经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研究兴趣，加上1995年以来国家研制“九五规划”、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发展战略，我和同事在学校的支持下跨学科组建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考虑再三，我没有出国读书。我决定在国内在职读博士，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管理，不久后成功地实现了研究转型。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美]赫尔曼·E·戴利 著 诸大建 胡圣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

社会科学教会人们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上观新闻：可否再讲讲您和《幸福的经济学》之间的故事？

诸大建：《超越增长》让我想通了，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不可能超越地球生态供给的能力。问题是，如果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地扩张下去，那么它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它和人类福利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挑战，需要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深入思考。

2005年，我到哈佛大学访学，读到了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新出的《幸福的社会》一书。顺藤摸瓜，我发现许多人称理查德·A.伊斯特林为“幸福经济学研究之父”，便寻来他的著作和论文进行研读。

原来，早在1974年，伊斯特林就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了与现代经济学经典观念不符的事实。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财富和GDP并不一定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幸福—收入之谜”。

从那以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虽然经济增长在发展前期对社会福利提高具有正贡献，且越是贫穷的地方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越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的门槛值（莱亚德提出在2万到3万美元之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

我意识到，这样的线索对于认识和研究我国当前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需要强调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福祉的提高。

2021年，伊斯特林撰写出版了《幸福的经济学》一书。这本书集成了其毕生研究所得，2022年被引入我国出版了中译本。在这本书里，伊斯特林综合了自己和其他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和大量实例，带领读者寻找有关幸福的答案以及幸福的真正意义。伊斯特林指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革命，呼吁人们正视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

于我而言，伊斯特林的研究不仅佐证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即以谋求人类幸福为己任，也令我愈发深信，社会科学就应该回答，人类怎样才能活出一种公平、快乐、有意义的生命。

治学是一个不断反思、求解的过程，阅读亦然。感谢这三本书助我在人生、治学的不同阶段翻山越岭，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景，也激励着我不断鼓起勇气、敢于突破自己，做更加具有整合性价值的跨学科研究。

《幸福的经济学》[美]理查德·A.伊斯特林 著 笪舒扬 译 中译出版社 2022年6月第1版

诸大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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