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客户端上海3月2日电（记者 吴振东）记者2日从同济大学获悉，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岩土及地下工程专家、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孙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1日21时58分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孙钧1926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49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结构学组，1951年至195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后在同济大学任教。曾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结构工程系主任等职。

孙钧长期从事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在岩土流变力学、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地下防护工程抗震抗爆动力学、城市环境土工学等理论与应用方面有深厚学术造诣并作出卓越贡献；参与一大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建设咨询，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教诲永记，风范永存，永远的榜样！”“名副其实的大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孙钧先生逝世后，同济师生纷纷向这位可敬的同济学人表达深切缅怀和由衷景仰。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表示：“孙钧先生是同济教授的杰出代表，是同济精神和文化的传承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孙钧先生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真理，坚持躬耕实践，推动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要学习传承孙钧先生身上鲜明的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团结奋斗，科教报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同济人更大贡献。”

“桥梁是我的‘初恋’”

青年时代，孙钧勇于投身爱国护校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怀着“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知识和力量”这一强烈信念，孙钧发奋读书，勤恳钻研，苦练上千道习题，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孙钧大学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因为俄语基础好，身为讲师的他受学校委派，担任在同济工作的前苏联桥梁专家斯尼特柯的技术口译。这使得他科研起步时主攻的是钢桥结构。他笑称：“桥梁是我的‘初恋’。”

1960年，为了我国国防工程建设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铁工程建设发展，满足国家对地下工程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济大学任命孙钧负责兴办国内外首个“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业，担任首届专业教研室主任。自此，他一直潜心于地下结构领域埋首耕耘、甘于奉献，至今已逾一个甲子。他主持并负责了我国首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和所配套的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建设；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市扩大试点地铁车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并担任上海第一条黄浦江打浦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上海、南京、广州、宁波等各城市轨道地铁建设的技术专家。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1971年，在下放农村的冬夜，他仍坚持在油灯下苦啃《岩石力学》英文原著。此后数十年努力，他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国家小组主席，2015年获学会会士荣誉称号。

“勤奋”和“惜时如命”，是孙钧坚持终身的习惯。愈钻研愈有兴趣，愈有兴趣就更钻研，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1997年，他开始钻研软科学（侧重于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迄今历时20余年，是这一领域国内外的先行者之一。

“学术研究不是高校书斋殿堂内的摆饰，不能只醉心于理论上的求高求深而不联系工程实际。”孙钧的科研工作始终瞄准国家战略、对接国家需求。国内第一长铁路隧道、第一长公路隧道、第一座海底和越江隧道，世界第一大直径软土盾构隧道、钱塘江隧道；长江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在施工中的深（圳）中（山）通道等数十座跨越江海、大山的特大跨桥隧工程……他作为技术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岩土与地下工程、桥梁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研究，为我国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同时，从教70多年，孙钧悉心培养指导了80余名博士、近3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学问是一道隐函数，它存在于工程实践中”

即便在93岁高龄时，孙钧每年还要平均外出30余次，微驼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工地现场，团队师生忆起昔日情景，感佩不已。

“我作为一名看工程病的‘医生’，如果连‘病人’都没有见到，我怎么能把脉问诊、开方配药呢？”孙钧认为，只有亲历现场，眼见为实，验明正身，才能放心制定有效的技术决策。

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处处留下孙钧奔忙不息的身影。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学术殿堂里做空头学问，理论对理论，空对空，而是要让理论在生产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

早在1963年，在全国17项国家重大基金项目的结题评审中，37岁副教授孙钧牵头的课题“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实践”获评第一名。鉴定意见中写道：“本项目成果在理论研讨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国际水平；更可贵的是，能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工程实践，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孙钧看来，做科研，就是要将工程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本质和机理上作出科学的回答，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地照搬“规范”来将就解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出来后，还要考虑如何将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这两者中间往往还存在着不短的距离。“我们要将成果反馈到实际工程中，作进一步的完善、检验和提升，最终为工程所用，这才算完成了全部的研究过程。”

对这一理念的践行，即使身在病榻也不更易。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际，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孙钧强烈要求出院，并要赴灾区现场考察，为解决当时堰塞湖问题的方案出力，后经医生极力劝阻才不得已作罢。躺在病床上，老人尽可能搜集相关信息，针对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两篇研究报告报送中国科学院。

“学问是一道隐函数，它存在于工程实践中，要靠基础功力来发掘，求得其优化解。”孙钧坚守这一信念，执着追寻科学真理。他曾顶着44摄氏度的酷暑长途跋涉，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盆地开展勘察工作；也曾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为察看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手握冰冷铁扶梯艰难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

始终保持年轻人的战斗姿态

从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到国内首座海底隧道，再到港珠澳大桥，一项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都凝结着他的卓著智慧和辛勤汗水；

他心系人才培养，倾力提携后学，为国家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Never say too old and too late to learn and to do.”（学习、做事，永不言老、言晚。）孙钧经常以此告诫弟子们。他曾对一个年近半百的学生笑言：“人生四十刚起步，你今年还不到10岁呢。”年及耄耋，他也自认为正值壮年，“数十年来，兢兢业业，自问没有一天敢稍有懈怠。”

孙钧始终保持年轻人奋进、拼搏的战斗姿态。正是得益于长年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关键科学问题上，他总能目光如炬，精准把脉，求得从本质、机理上的认识，谋求根本性地解决。

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孙钧带领他的团队成员一起组成大桥岛隧工程技术咨询团队，为大桥建设奉献专业智慧。老先生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会议室，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技术咨询和方案论证会议达40多次。他一开始就极力推荐“宜选用海底沉管隧道”这一他认为最优的方案，终获各方赞同；针对岛隧过渡段海域的深厚软基区段，他极力推荐与当前采用管段柔性接头相适应的“挤密砂桩”复合地基工法，而摒弃不用刚性长桩，其科学有效性都被后来的工程实践充分证明。

孙钧始终保持着一位科学大师对工程问题的远见卓识和高度敏锐。近年来，他密切关注隧道与地下工程中的节能环保新技术，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未来工程领域有哪些发展新态势？”

“那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和网络技术等在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中的风险预测预报、图像视频显示与分析、结构变形控制和专用程序软件研发等各门类子学科的开拓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孙钧谆谆告诫年轻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现工程设计施工中的关键性标靶，设计优化新型创意性更好的土建结构，预控不测的投资和施工风险，有效弥补在传统技术研发中当前存在的投资大、效率低、周期长以及成果转化慢等缺点和存在的问题……这些论述，令在座后辈们深深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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