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汪品先：祖籍江苏苏州，1936年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国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2018年，以82岁高龄搭载“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深潜器，在南海9天内完成3次下潜。2021年，当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懂得珍惜，愿意付出，是时代和经历给我们这一代人带上的烙印。国家是怎样站起来的，我们这些人看见了，我们也在心里跟自己说“真的要争气”！

■我们研究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用，更因为科学有趣，科学不是皱着眉头做的事情。现在闭起眼睛，还能回忆起那趟海底的旅程，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

今年85岁的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仍然每天会准时出现在同济大学海洋楼三楼的办公室里。

早在1991年，汪品先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开玩笑地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因为他自认“有点分量”的工作，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做的，“到了晚年，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学术富矿”。

作为中国海洋领域第一个大型基础科学研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汪品先感言：“南海研究是我这辈子做得比较漂亮的事，科学上有些突破，让中国掌握了南海科学研究的主导权。”

中国版“老人与海”的故事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传奇和经历？

“海底漂亮极了，一定要看看”

记者：您是如何与海洋结缘的？

汪品先：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找矿”热潮兴起，上海也准备在海上找矿。1960年，我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加入筹备中的海洋地质系。当时，这个系从全国各地抽调了40多名大学毕业生，不过正碰上“困难时期”，只能看书，谈不上出海。

几年后，国家在上海正式设立“627工程”，计划在东海、黄海勘探资源。1970年，华东师大开始招收海洋地质系本科生。1972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地质局下发通知，将华东师大海洋地质系转到同济大学，并入同济水文和工程地质专业的“地下工程系”，我的工作关系也就转到了同济大学。1975年，同济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

记者：来到同济后，是怎样迈出向海洋进军“第一步”的？

汪品先：那个年代，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学校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去海里直接找石油。幸好有出海的船只带回来黄海海底的泥巴,我就把泥巴放在大搪瓷碗里泡开，然后在自来水龙头下淘洗，再用一台勉强可以用的显微镜观察。这是我向海洋科学“进军”的第一步。

1977年，我应邀到海南岛参加南海第一口探井“莺一井”的地层分析，由此和南海石油勘探队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在这里，我真正接触了海洋，进入了海洋。

记者：1978年，您曾赴美国、法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这段经历是不是让人大开眼界？

汪品先：很幸运，我参加了石油部的代表团,成为同济大学“文革”后最早出国的老师。1978年的这次出访，确实让我开了眼界，也让我有了做世界顶尖海洋科研的愿望。

当时，世界强国之间的海洋科技较量已然开始，国外大石油公司、名牌大学都在研究海洋、勘探海洋，但国内对海洋的认识还很传统，停留在“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思路上。

在出访的一次晚宴上，有法国专家向我生动描述了乘坐载人深潜器潜入地中海海底的经历，“海底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你一定要看看”。当时，我根本想不到中国也会把科学家送入海底，只是在心里埋下了对深海的向往。

记者：1981年至1982年，您获得洪堡奖学金，在德国基尔大学深造。这段学习有什么收获？

汪品先：在苏联读书时，我的专业是地质学，主要研究螺化石。回国之后，方向转到显微镜下的微体化石，开始研究海洋。基尔大学是德国海洋科研的中心，在那里，我慢慢明白有比做古生物研究更重要的事。

有了洪堡奖学金提供的机会,我可以在德国做两年的研究，但最后只待了1年零4个月。通过专业的学习，我觉得自己摸到了海洋科学的底，迫切地想回到祖国学有所用。

1985年，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专业拿到了博士点，这是中国海洋地质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点，学校也很意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校长称赞“这个全校最小的系特别有出息”。

在海底设“气象站”和“实验室”

记者：1997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PD），有何历史意义？

汪品先：大洋钻探是深海研究的最前沿，加入OPD，意味着可以用国际科学设备解决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但那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每年要支付50万美元才能成为会员国。几经周折，国务院在1997年批准我们参加这一计划。

这一年，由我执笔的“东亚季风历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影响”建议书在全球排序中名列第一，并作为OPD第184航次于1999年实施。

这份建议书之所以能够被采纳，我想是因为恰好击中了国际海洋领域的要害。当时，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正处于上升势头，东亚季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获取东亚季风的深海证据，对于研究东亚季风活动至关重要。而此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但我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更深入地研究祖国的南海。

记者：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追求？

汪品先：南海面积350万平方公里，最大水深5500多米，既是全球低纬度区也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与大洋相比，南海就像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解剖”这只麻雀，就可能在崭新的水平上认识海洋变迁及其对海底资源、宏观环境的影响。

南海海底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矿藏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地点在哪里？如果不能透彻地了解南海，我们就很难知道从哪里入手勘探。

但当时，我们甚至连南海的确切年龄都不清楚。根据美国的船测资料获得的模糊结果，大致推测南海形成于距今3200万到1600万年前。1999年，南海大洋钻探取得了3200万年来的沉积记录。搞清楚这些基础问题，我们才能在南海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占据有利位置。

记者：1999年的这次南海大洋钻探，还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事情？

汪品先：虽然我生在上海，但是真正见到大海的时间很晚。1999年，钻探船从澳洲起航驶入南海整整走了十天，我在甲板上感慨万千，“仰观宇宙之大”，也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南沙海域，当第一口井开钻的时候，美国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的场景。那个意义，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两个月的大洋钻探，在南海南北6个深水站位共钻孔17口，取得了5000多米质量空前的深海岩芯。之后，经过几年的分析研究，取得了数十万个古生物学、地球化学、沉积学等方面的高质量数据，建立起西太平洋3200万年以来最佳的古环境和地层剖面，为揭示高原隆升、季风变迁的历史以及了解中国区域宏观环境变迁的机制提供了条件，推动中国地质科学进入海陆结合的新阶段。

记者：2009年，您带领团队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海底综合观测小型试验系统——东海海底观测小衢山试验站。以此为基础，“东海海底观测网”开始铺网，这张网有什么特殊价值？

汪品先：人类从地面、然后又到空中观测地球，到海底观测深海是人类视域的第三次突破。建设“海底观测网”相当于在海底设“气象站”和“实验室”，把各种观测仪器放入深海海底并通过光缆连接上岸，从而可以对海底进行长时期的原位观测。

很多生物离开深海环境，没上岸就已经死了，样本在上浮过程中性质也有所改变，而“海底实验室”可以让科学家了解更多原生态的东西。这就像刚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海鲜，吃起来比远距离运输的冰冻海鲜要美味一样。

不能只是“输出原料”，还要“深加工”

记者：您曾说过，南海的生命史如同一个鲜活的生命，“有血有肉有骨架”。

汪品先：弄清楚海洋的生命史，是认识海洋的一个关键。

南海生命史的“骨架”是岩石的构造，从海底扩张到板块俯冲的地质构造演化；它的“肉”是泥巴，来自陆地的泥沙、各种海洋生物的遗体在深海沉积，并填充进海底盆地，储藏了油气，记录了历史；它的“血”则是海盆中的流体，从海水到热液、冷泉，包括海底上、下的海洋，也支撑着庞大的暗能量生物圈。

“南海深部计划”就是要在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层面再造南海的深海盆地发育过程，系统研究该过程的资源环境效应。

记者：“南海深部计划”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汪品先：这个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立项，吸引了全国30多个单位700多名研究员参加，共设立60个研究项目，是中国地质海洋基础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科学收获最大的计划之一。

经过成百个航次的探测和数百次深海锚系的连续观测，以及三个半次的大洋钻探、四个深潜航次，我们在海盆成因和演变机制、深海系统运行模式上取得了新的认识，对国际传统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

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对标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完善甚至纠正前人的模式。

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不喜欢反对派。所以近十年，我自己每篇国际文章的发表都不是很痛快，总在和别人的观点打架。

比如，南海深海盆地的张裂机制与当前的主流观点不符合，导致了“板缘张裂”的新假说，引出了西太平洋边缘海系列共同成因问题；研究南海气候演变的记录，发现低纬过程驱动着全球气候变化，从而提出了低纬地区水文循环和碳循环一整套的新课题；根据南海深水环流的特色，产生了“洋陆相互作用”的新概念。

可以说，在世界众多的深海盆地中，南海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海洋科学研究的焦点。

记者：下一步，您还有什么计划？

汪品先：“南海深部计划”已经结题，但这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束，现有的进一步延伸出了更多具有价值的研究。下一步，我想尽全力支持和推动南海的大洋钻探和长期观测，争取将第二期的南海深海研究计划与国家“一带一路”相结合，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科研合作。

过去很多理论是以欧洲、北半球为中心，但从新的证据来看，它们可能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提出中国科学家的理论和观点，是时候了。我们要用自己获得的海洋地质样品数据，形成自己的新观点，挑战传统的认识。

记者：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不是有望率先创立“中国学派”？

汪品先：在国际科学界，无论按科研投入、学术队伍或者发表论文计算，中国都已经名列前茅。接下来，应该力求从量变到质变。在学术上出现“中国学派”，是质变的标志之一。

在我所从事的地球科学里，既有区域性的问题，又有全球性的问题。通常，全球性成果着重创造性、理论性，含金量高；地方性成果或者为前者提供素材、验证结论，或者为当地应用所需，对创新的要求比较低。这也正是此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科学界的分野——前者“输出原料”，后者进行“深加工”。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原料”输出。然而，要创建创新型科学，就不能只是输出原料，而要努力通过深加工提出创新观点。

举个例子，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是全球海洋盆地形成的模板。但近年来，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12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300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相关研究结果挑战了传统认识，让我们确信南海不是一个“小大西洋”。

这一发现揭示了西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不同，从而为形成新的观点准备了条件。如果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抓住这类自然条件的特色进行深入研究，放眼全球、起步足下，瞄准突破口、脚踏实地前进，将新发现提升到理论高度，就有可能打造我们自己的学派。

深潜探测“暗世界”

记者：我们为什么还要挺进深海？

汪品先：深海是地球表面的主体。如果在世界地图上把超过2000米深的海都涂黑，你会发现整个地球的一大半都是黑的，几乎占了地球表面的3/5。

还可以作一个比较：陆地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8800多米，海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却有11000米。到目前为止，有3000多人登顶珠峰，400多人进入太空，12人登上月球，但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只有几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下海的本事不如上天。

深海是什么样的？一个字，黑。潜到水下一二百米，如果不把深潜器的灯光打开，几乎就是一片漆黑。但打开灯光后，又可以看见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最精彩的就是冷泉、热液和珊瑚林。深海是地球表面最大的“暗世界”。

随着深海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的中心正在向深海底部的油气转移，从海面的利用转移到海底的开发。在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投入深海研究，使我们国家赢得海洋的主动权。

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科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政府支持海洋探测的力度空前，科研队伍也快速壮大。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得有好的思路去做。一个学科的发展就像开车，现在就是“弯道超车”的最好时机。

记者：2018年，您在南海9天内完成了3次下潜。作为“深海勇士”号深潜年龄最大的乘客，您看到了什么？

汪品先：从1978年出访时第一次听说深潜到这次亲自下海，从盛年到白发，我足足等了40年。这些年来，我有过4次南海大型科考航次的经历，但前3次都乘坐外国的船。2018年这次乘坐我们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真是感到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现在闭起眼睛，还能回忆起那趟海底的旅程，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在1400米水深以下，我看到了两种节奏的生活：甘泉海台冷珊瑚的“慢生活”与海马冷泉动物群的“快生活”。

深水冷珊瑚几年才生长一毫米，在海水中摇曳生姿，过着慢悠悠的生活。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珊瑚生长在一起，组成了冷水珊瑚林——高大的竹珊瑚像竹林，扇形珊瑚像灌木，海底表面的海绵、苔藓虫像草本植物，共同构成这片为海洋动物提供栖居地的“海底园林”。

形成对照的快生活是在海马冷泉区域，气体携带泥沙像烟雾似的从海底冒上来，一大堆贝壳堆积在那里，小贝壳密密麻麻地寄生在大贝壳身上，拥挤不堪。

记者：下潜时您已经82岁，会不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

汪品先：下潜前也不是一点顾虑都没有，但我还是想下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全世界载人深潜的安全记录很好，更不用说在船上的我像大熊猫一样被大家照顾。

同时，陆地地质和海洋地质有相似之处。我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野外考察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没登过阿尔卑斯山，就难以理解山脉的复杂构造；不下潜海底，就不会有直接的感性认识。我也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到一线去。只坐在实验室里写论文，是做不出好研究的，也难有真正的创新。

记者：年龄似乎并不会让您慢下来？

汪品先：原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85岁以后在科学上刹车。现在看来还有困难，因为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在时间上是很小气的，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以，我想早点安排还能做哪些事情，按照重要程度排好序。

之后，我应该会更多转向人文方面。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经历，还没有被很好地记载下来。我希望有机会能写下这些历史片段。

这项工作不好做，也许最后也不见得能拿出成果。但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年龄，衡量事情的尺度变得不同，过的是“倒计时”的生活。

到源头上去看问题怎么来的

记者：您最近出版的《深海浅说》，很多人评价“可读性堪比小说”。

汪品先：是啊，我们研究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用，更因为科学有趣，科学不是皱着眉头做的事情。

深海是科普的绝佳材料，不但地球上最大的山脉、最深的沟谷都在深海，连最大的滑坡、最强的火山爆发也都发生在海底。

深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最大的生物圈资源，又是地球表层系统中人们最缺乏了解的部分。我撰写《深海浅说》，就是想提供一份既能获取深海知识又能当消闲读物来看的科普材料。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原来很多科普书都是抄的，你抄我我抄你，错误频出。我的任务是正本清源，拿出最正宗、原版的内容。

科普是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也是创新社会的基因。在知识爆炸和学科交错的时代，面向行外的概述、面向社会的科普显得愈发重要。我们需要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搭建桥梁的人。

前几年，在同济大学开《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选课，就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门课学生们喜欢听，效果不错。今年上半年，我在时隔5年后再次在同济大学开设《科学与文化》选修课，课堂爆满，直播平台上有数百万人在线听课。

坦率地讲，我们的科学交流中，活跃气氛不足，拘谨呆板有余，严重缺乏幽默感。科学表达中的“幽默”，有助于提升思想的表达、传播的效果。

记者：您曾经疾呼“科学界应该检讨院士制度”，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就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言，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汪品先：这就是“创新文化”的问题。创新的源头有两个：一是自然，二是文化。中国的科学家不能做科学上的“外包工”，从外国的文献里找题目，买外国的仪器分析后在外国发表，而必须拥有自主创造力，拥有一手成果。

国际上的大科学家习惯于从根源上想问题，而我们许多研究工作的视野不宽，只是跟着人家的题目走，根本不关心甚至找不到源头在哪里。研究一个问题，要到源头上去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是谁提出的、根据是什么？

记者：对现在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

汪品先：我出生在上海，从小目睹过侵华日军的凶残蛮横，因此懂得国家强盛、和平安定的价值。懂得珍惜，愿意付出，是时代和经历给我们这一代人带上的烙印。

现在的学生们大概很难想象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学生们那种热血沸腾的心情，那时我刚进高中，在当时的时代巨浪中，同学们把进课堂学习和上前线参军都看成投身宏伟事业的实际行动。

然后就是去苏联留学，充满着投身事业的激动，全身上下连袜子都是国家给的。国家是怎样站起来的，我们这些人看见了，我们也在心里跟自己说“真的要争气”！

新时代，国家对科技教育有如此大的投入，年轻人更要有勇气、魄力来问鼎学术顶峰。对此，我寄予期望，也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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