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学术出版与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同济大学，分享这一领域的最新思考与实践。“同济大学学术出版成果展”在同济大学图书馆同时揭幕。
　　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图书“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绩。2003年中国的图书引进和输出比例是15：1，2006年达到了5.32：1，2013年是2.3：1。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版权输出，2001年中国输出到美国的图书只有6种，到了2010年输出到美国的已有1147种。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将中国优秀的学术成果面向国际传播？如何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专家们给予了专业性的建言和献策。

　　“走出去”一大桎梏是翻译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表示，改变出版“走出去”的格局，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
　　为什么我们感觉将中国学术书籍输出去那么困难呢？聂震宁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翻译、跨语种、跨文化问题，其中第一位的是翻译问题。
　　目前评选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培养了一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这个奖已经举办了10届，奖励了马克林、葛浩文等一批优秀的翻译家。聂震宁说，如果没有葛浩文就没有莫言的获奖，没有葛浩文甚至没有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支队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图书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令聂震宁欣慰的是，现在有一批重点学术图书，比如《解读中国经济》《追梦中国：商界领袖系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史》《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版权输出都达到了多语种化。

　　“本土化”策略是发展趋势
　　聂震宁认为，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另一个必然的战略就是“本土化”，也就是用本土的力量来做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采用各种各样的并购、合资、独资的方式，在海外布局初具规模，形成一批“走出去”支点，内容生产和渠道销售覆盖更广，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出版社、实体机构等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是投资是用8000万美金收购了北美最大的图书机构。
　　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资助的丝路书香工程里面就有16家单位得到了资助，在阿联酋、俄罗斯、埃及等很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也是学术图书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制性的改革。
　　全球五十强当中有三分之二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对中国作者可以直接组稿，也是国际组稿。“施普林格在中国成立了作者学院，这很了不起；爱思唯尔开展语言润色服务，发掘了大量的中国作品。”聂震宁说，这些举措有利于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但是又和中国在“走出去”方面形成了竞争。

　　以服务科研人员为中心进行决策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近年来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不错的表现，未来提升国际形象主要有5个关键：制定寻求最佳平衡的出版战略、借助大数据明确自身所处的位置和实力、善于在国际平台上展示优势、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和深入学术出版的整个过程。
　　励讯集团中国区政府事务副总裁张玉国表示，在出版融合发展的今天，学术出版已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纸质出版物和电子数据库。他强调，学术出版机构应始终以服务科研人员为中心，围绕“科研准备”“科研进行”“科研分享”3个阶段，根据不同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决策方案。
　　记者在论坛上获悉，同济大学出版社已经先行一步。2016年，《城市形态与住房市场》英文专著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和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之一的施普林格联合出版。日前，同济大学出版社又与施普林格就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城市地下空间出版工程》大型学术丛书的版权输出、英文版图书出版签署了框架协议，该丛书是我国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为主旨的原创性学术著作。
　　本报记者　吴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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