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樊丽萍
近日，教育部发布第二批高校章程核准书，核准了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西南大学等9所高校的章程。
去年11月16日，教育部首批核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等在内的6所高校章程。目前，全国共有15所高等学校章程通过了教育部的核准，沪上高校有5所。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是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其内部治理结构和框架是什么？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如何合理分割？高校在加强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将受到哪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约束？对于这些事关高校发展的根本问题、关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都在大学章程中予以明确。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须厘清三层关系
在借鉴第一批6所高校章程的基础上，第二批获得核准的9所高校章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根据教育部的说法，其中一点是，“在健全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框架、重视加强院系等学术组织的运行规则与治理体系、健全校内民主监督机制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章程在编制过程中必须要作出明确阐述的。”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说，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简单来说包含三层关系：党委与行政的关系、学术与行政的关系以及学校与学院的关系。
“大学章程不仅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部‘大学宪法’必须是可操作的。”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蔡三发参与了同济大学章程的起草。他说，就像法律一样，大学章程要能“落地”，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规定。以同济为例，学校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等组织的章程建设得到完善，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学校党委和行政层面的重要议事规则。
“钱袋子”里的钱怎么花，对高校来说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例如当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或者院系因为工作需要申请预算外资金，到学校层面该怎么处理和决策呢？“以前学校类似这样的事情往往没有十分具体的规定，或者说规定得比较模糊，金额较大的预算外审批，可以上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议，也可以上校党委常委会，但相关的议事规则到底是怎样的？”蔡三发说，在编制同济大学章程中，学校有意识地针对这类问题建立了一系列明确的规章。比如，规定了预算外资金申请的额度标准，超过500万元要求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决策，而100万至500万元之间的申请则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激活院系办学活力，是好事也是难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说，大学章程的制定，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把这件好事办好并不容易，其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凝聚办学共识、激发办学活力。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中，特别强调了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学校实行校、院（系、部）两级管理体制”。曹德明说，据此，学校的发展模式要从“校管院系逐步转向院系办校”，二级院系才是学校的办学主体。
有专家认为，在这个转向过程中，高校的权力将出现“重心下移”的局面。“很多大学的二级学院，过去在‘人、财、物’三个方面是没有什么决定权的。随着今后学校层面的权力逐步下放到院系，一方面学院的活力被激发了，另一方面，对下放的权力进行监管，也是高校内部治理的重要方面。”
一位执教于沪上一所985高校的教授说，学校大约在两年前就此话题召开章程编制调研会，结果，面对来自学校层面的“放权”，二级学院的院长们态度不一。有人十分期待，但也有院长忧心忡忡，“像教师评职称这样的事情，过去评不上的人会找学校申诉，今后权力下放，评不上的人岂不是要抓住院长不放了？”部分高校在章程中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这类问题。上海财大发展规划处处长应望江介绍，为了充分体现“教授治学”，二级院系实行“四位一体”：党组织负责党群事务；行政班子负责行政事务；教授委员会全权负责学术事务；院系教代会承担学院的民主管理事宜。
学院一级的学术事务由教授委员会“打理”，客观上对学院院长的权力进行了制衡。
加强对办学自主权及监督机制规定
教育部表示，此次核准的9校大学章程，均突出了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对学校办学自主权及监督机制的规定。
同济大学章程中，总则之后的第二章内容即是“教职员工与学生”，目的就是凸显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师生的主体作用。上海财大用“财政与资产管理”替代了“财务与资产管理”。相比“财务”，“财政”的内涵更宽泛，包括学校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编制；资金的筹集与支出；财务制度的制定执行；财务控制、监督和财务风险防范等等。
据悉，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均已完成章程起草工作，一部分高校已经向教育部提交了核准申请。教育部正在集中进行核准，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陆续予以核准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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