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州，宜山、宜水、更宜宾。李庄作为宜宾历史的见证者，其人包容、淳朴、热情，当年同济大学迁驻李庄时那“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便是明证。
      李庄与同济大学的故事，每个李庄人都如数家珍。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舍毁于日寇炮火，同济的师生们教学不辍，坚持文化抗战。学子们为求“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于1937年开始内迁办学。经过三年流离、五次搬迁，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等地，1939年春节才分批分期抵达昆明。1940年秋，昆明物价飞涨，日机不断侵扰。经全校各部门负责人会商研究，决定第六次迁校入川，获教育部批准。学校成立迁建委员会，运用各方关系，在四川宜宾城内和南溪县李庄落实住址。1940年8月，学校给同济大学校友、李庄富商钱子宁发函，请求迁驻李庄。李庄人把这看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明士绅召集各界人士商议，大造“支持抗战、欢迎南迁”的声势，并派人前往陈述接纳理由和条件，同时发动乡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欢迎同济大学迁驻李庄，同时向同济大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16字回电。
      随后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体制人类学所和社会科学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知名度很高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等先后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辗转内迁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这些机构的迁入，使李庄入住人口陡然间多出好几倍，但他们的接纳、包容，却谱写了抗战期间高等教育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师生与川南农民和平共处、同度时艰的精彩篇章。在1946年5月，李庄镇公所要求同济大学将广播收音机等新闻器材留借李庄时送达的公函说，“如将来贵校需用，请即在沪购置新机其价款若干函知，即由敝镇集款项送行汇上。”李庄抗战归来士兵萧孝安在申请办理房屋管业证时称，“自同济大学迁来，尽地主之义，全院房屋称作宿舍，早为地方人士所深知”，且“民从戎前方，家慈寄居于沙河驿子壻谢申之家。”足见李庄民众对同大的接纳与热情。
      这些学术机构的学者和同济师生们在李庄度过了5年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科研、教学生活。同时，也使李庄在这几年中饱受了中国文化气息的熏染。从此，这个古老小镇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在1946年5月李庄镇公所给同济大学送达的公函中即称，“贵校自廿九年秋迁住敝镇，为时六载，关于提倡地方文化事业，感获良深，尤以收佈广播新闻受益匪鲜。”“贵校奉令迁沪在即，偿将收音机随校搬迁，对于收听新闻影响殊大。”“贵校对于提倡社会教育，素不遗余力，且住敝镇六年以来，不恃文化水准增高。”充分显示了这些机构的迁驻对李庄的影响力。
      当迎来抗战胜利的喜讯，同济大学作出回迁决定时，李庄人是多么的不舍，他们更希望李庄与同大世代为邻。李庄镇公所致同济大学的公函上写道：“青年团将广播新闻收音机全部器材‘留借’敝镇继续使用，藉留纪念”，“抑且人事雍睦，定能留借地方，勿使市民为之失望。”李庄人对同大的不舍之情表露无遗。虽然同大回迁是大势所趋，但是历史机缘也留给了李庄独特的、永远的财富，也使李庄成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时过境迁，战火纷飞的年代早已逝去，但李庄与同济大学的感情却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浓厚的能量。（周承良 日报记者 王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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