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认为，为学科或技术产业发展指方向不应该仅仅寄望于一批“先知先觉者”，也不应过分依赖和强调少数专家的作用—— 瞭望，如何能有更多人参与
“为学科或技术产业的发展指方向，不应该仅仅寄希望于一批‘先知先觉者’，也不应该过分依赖和强调少数专家的作用；这应该成为科学界多数人的共同兴趣，有更多人参与——这是关键，也是我们目前缺乏的。”
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一阶段媒体上提到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等话题，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方向性、趋势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得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对他们在科技方面的优势是咬住不放的，而且非常善于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最需要“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
为什么眼下“瞭望者”少？许多搞科研的人何以缺乏开阔视野？又如何改变现状？汪品先说，这涉及“科学文化”。历史上，重大的科学发现通常是由兴趣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的，因此说到底还在于人，“我们现在培养的人，‘科学文化’的内涵少了”。他以海洋学科举例说，现在大学里涉海的专业不少，社会上对海洋经济也很热衷，但我们多的是跟踪、少的是开拓，我们研究的、考察的往往只是海洋的某种资源、某种现象，而不是真正关注海洋本身，“有热情关注海洋本身的人视野当然就宽”。
汪品先说，海底资源的潜力，人类至今没有探明。日本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去年7月初在《自然》杂志发文，称太平洋中部及东南部3500-6000米海底淤泥中含有大量稀土资源，可开采量约是陆地上的1000倍。汪品先指出，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深海研究不能总跟着别人走。上世纪60年代，国际上兴起锰结核热，我们在80年代跟着勘探，但至今并没有人实际开采；后来有人提出可以开采钴结壳，我们也跟着去做；这几年，又跟着做金属硫化物……这样跟下去，只能永远落在别人后面。实际上，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只有几十年历史，海底资源至今还是未知数，如果没有自己对深海海底的基础研究，很难像日本那样具备发现新矿种的能力。
汪品先认为，我们在海洋科学和海洋资源发现上的贡献，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能匹配，而这与我们急功近利的导向和心态有关，“我们只强调科学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面，而很少注意到科学是‘文化’的一面。从科学史上看，真正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不是在某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日心说’的提出者甚至把命都送掉了，这种纯粹的科学精神我们今天太缺少了。”
“专而窄”就不会有宽视野
在汪品先看来，在学科中过于强化专业，加上现今评价体系的片面性，鼓励大家朝专而窄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少有视野开阔的人才的原因之一。他以古生物研究为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古生物研究划分得很细，研究侏罗纪的就不搞白垩纪，搞螺化石的就不搞蚌壳，这才叫‘专家’。”
汪品先本人的经历或许很有说服力。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的汪品先，上世纪80年代初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到德国基尔大学做了一年半研究。他带着微体化石“有孔虫”的问题而去，却带着新学科“古海洋学”和海洋环境宏观演化的课题回来。汪品先说，他从很窄的微体化石专业转向古海洋学专业，乃至日后领衔国际大洋科学钻探计划，开展从海陆结合的角度，研究新生代东亚宏观环境演变等国际海洋地质学大项目，得益于在德国那段时间的跨学科交流，悟出了利用微体化石揭示海洋演变的路径，从而由“集邮”转向“侦探”——“我学科视野的拓宽是在德国开始的。”汪品先说，如果没有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他的视野会窄得多，洞察力也会弱很多，不可能近年来多次为中国海洋地质学乃至整个深海科学研究发展提出指向性的建议。
不能仅仅“跻身”就满足了
这些年来，为推动中国深海科学发展，特别是海底探测计划，汪品先不但在海洋科学界内部做了许多协调促进工作，还在促成决策层支持和全社会认同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年逾七旬的他，除了出差，一周7天从早到晚都在办公室。这次在他办公室访谈，谈了1个多小时后，他老伴悄悄提醒记者：“他和你们谈两小时，晚上就要少睡两小时觉。”
汪品先告诉记者，他最近在思考中国科技的转型——如何从“原料出口”国家向“深加工”国家转型。“中国如果在科技发展方面不能做‘深加工’的事，而仅仅‘原料输出’，即使科研论文再多，也是没有主导权的。”汪品先说，现在科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科研现象是：跟着外国的题目，用着外国的仪器，写出文章在国外发表——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中国和小国不一样，小国抓住一样东西或许就可以了（如香蕉、手机等），我们这样的大国如果在科学上没有自己的创建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自己有想法，能组装自己的东西。”所谓“能组装自己的东西”，汪院士解释，就是不但能够产生为国际同行所用的数据，而且能够自己利用数据回答问题、提出问题，从现象的报告提升到理论探讨。以中国当前的科技投入和实力，我们应当在某些国际学术领域“坐庄”、“问鼎”，而不能仅仅“跻身”就满足了。(本报记者 江世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