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从信仰危机到信念危机，再到信任危机的演变，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不断在退化。

——— 朱大可

　　南都讯 记者王莹 “当下中国的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主体缺失。”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解读转型时期中国的文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需要构建一个独立自由的文化主体。

文化逻辑存在分裂

　　朱大可认为，中国文化传承实际上有三种模式，台湾模式和香港模式都以各自的文化堆积模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大陆的文化模式自近现代开始却是颠覆式的。包括废除文言文、取消繁体字及推广普通话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而自20世纪末期后，城市传统建筑继续在经济发展中被摧毁，城市变新了，但城市文脉被切断，中国出现了千城一面，中国在100年内，完成了对过去20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文化的“彻底侵害”。

　　在他看来，中国自“文革”时期的威权主义和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消费主义，在文化上产生了非常奇怪的混合，由此产生一种文化分裂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本质是中国式逻辑，造成了中国与世界的截然不同。这种文化既不是单一的威权文化，也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两种对立的文化模式，实际上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并列存在。

　　文化“变异”误区

　　朱大可尤其认为，消费主义的核心在于以“身体”为中心，以色情、暴力、名人隐私为基本要素的消费主义在当下大行其道。而以超级女声为代表展现的“中性化”的审美标准，以及“娘娘腔”的流行，这种不正常的“变异的身体”，一方面，说明在威权文化中中国人的身体长期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时代又处在被解放被消费的状态中，这也是中国文化双重逻辑下的结果。他还认为，包括当下社会流行的古学热、大师热、读经热以及四大名著热等等，现在的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误区。

　　文化精神在退化

　　在朱大可看来，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最需要构建一个独立自由的主体。中国文化普遍关注实际利益，崇拜权利。一个最严重的现状是，中国文化面临严重的主体性危机。这种不足，使得即便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国人，也处于有自我，却缺乏对权力和责任的坚守。

　　朱大可认为，当下中国本土文化的原创力的缺失值得关注，在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应当在反思的过程中，重新盘点和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汇入人类共同的审美体系，建立一个文化的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