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新一期封面
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任职科技部部长引起了海内外诸多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情。
“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广泛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评价。
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央政府层面。
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邵军表示，今后江苏的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都将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市政府要有1/3以上的工作部门、1/2的组成部门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可担任正职；教育、科技、监察、建设、农林、文化、卫生、审计、环保、体育、司法等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中应选配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万钢用“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来描绘自己履新后的心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如这位新部长所言，他欠缺部委从政历练。从专业角度分析，万钢上任后需要破解长久以来科技部在国家科研经费分配上“政科不分”的迷局。更何况，由于其符号意义，“如果工作不力，那以后再出现民主党派人士当正部级干部，就不会那么简单。”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说。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相信能够把事情做好。”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这位新部长说。毕竟，百炼才能成钢。
从这位高官的以往履历及作为看，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谈。
文一
万钢六种
从下乡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海归、校长到部长
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
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因为太忙，尽管每天早晨八点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未没确定过，所以，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当然，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人，2000年回国，从普通教授做起，工程中心主任、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一路走来，七年时间，他成了共和国的部长。
这个人，就是万钢，一个55岁、算不得魁梧的中年男人。
“我现在还是同济大学的校长。”万钢说，尽管已经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可他依然希望以同济大学校长的身份接受采访。
作为35年来第一位非中共人士出任的正部级领导，许多观察家将万钢的任职解读为“政改的信号”，然而万钢却淡淡地说，在新的岗位上，他需要“学习，再学习，包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
万钢说，他知道被任命为科技部长的消息，也仅比公众“早了十多天而已”，而且这一重任让他“诚惶诚恐”了好久。
“实际上，中央已经考察一年多了。”万钢说。
少年万钢
万钢的故事要从1969年说起。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他从繁华的大上海踏上漫漫“插队”之旅。
要去的地方叫吉林省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春天铲地，头上包着纱布还被蚊子叮得满头冒火；夏天种谷子，蹲着跪着爬着，一头汗，满脸泥；采石头，把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石头撬下来……”
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少年会成长为共和国的部长，乡亲们只知道，这位上海小伙干活很拼命——他想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
插队六年半，万钢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锄地、扶犁、赶马车、出纳员、会计……
1974年，吃苦耐劳的万钢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二十出头的他问党支部书记，“我爸妈都是反革命，铁案，你知道吗？”
党支书回答：“支部早就知道，重用你是因为你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耷拉脑袋，不定哪天，你爸妈又成了功臣呢。”
万钢说，他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朴实可爱的乡亲们，“人心换人心”的道理在那时有了深刻体会。
学生万钢
1975年，作为全省唯一一名“黑五类”分子子女，万钢被乡亲们推荐进东北林业大学学习。
他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物理学教研室主任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使命，国家建设缺不了人才，经过十年“文革”，社会更需要知识。
4年后，万钢考上同济大学的研究生。紧接着，国门重开，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万钢“记不得到底经历了几轮考试”，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4年，他踏上留学德国的飞机。
万钢要去的是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Clausthal)，该校具有两百多年历史，有个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PNDS考试(德语入学考试)。
年轻气盛的万钢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了几个教授和万钢聊，问了很多问题，结果，万钢真的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PNDS考试而直接入学的外国留学生。
总结这件事，万钢得出经验：在德国不要过分谦虚，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求，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努力争取机会。
国外的新鲜观念也时刻冲击着万钢的心灵。一次，对门同学过生日，老爸送了架飞机作为礼物。晚上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万钢和同宿舍的人感叹：这个同学真有钱！
不想，同宿舍的德国学生纷纷不以为然：那是他爸爸的钱，又不是他的钱，钱自己挣才是本事。这也让万钢很感慨。
1990年，万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方法，这一研究为克劳斯塔尔大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该大学的后继研究更是为该理论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2005年，万钢到德国访问时，下萨克森州州长授予他“铁十字勋章”，表彰他在博士论文中开发的低噪音设计，整个州只有两人获得过此项殊荣。
工程师万钢
博士毕业，尽管导师很希望他留校任教，可万钢觉得这么多年来学习、积累，应该是到工业实践中去检验、锻炼，而不是留在学校。
“我的个性是越是有风险，越能激起我创新的激情。”万钢说，面对导师的盛情邀请，他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在公司工作期间，兼任学校一门课的授课工作。
万钢去的是德国著名的奥迪公司，从普通的工程师做起，因为“喜欢呆在基层，在办公室呆愁眉苦脸的时候，到外面去跑跑，就有灵感了。”
从1990年到2000年，万钢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15项技术关键课题，参与和主持的轿车车身油漆车间建设(投资额5亿马克)和轿车车身生产线(投资额7亿马克)两项重大工程，得到德国汽车工业同行的肯定和认同。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指着自己黑色的奥迪车，万钢自豪地说。
奥迪工作期间的万钢还是各种社团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96年，他和其他同济大学校友一起，筹办成立了德国同济校友会，担任首任会长；1999年，应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他组织了德国汽车工业界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访问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轿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熟悉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为他日后回国创业增添了不少便利之处。
海归万钢
2000年12月23日，西方圣诞节的前夜，在奥迪打拼了10年的万钢，在收到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后，毅然辞职。因为“与其在德国做清洁能源汽车，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这或许更有意义。
万钢说，同济老校长李国豪先生有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
那还是在德国，李国豪去访问，他负责接待，李老对他说，“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回国来做贡献，可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于是，万钢成为一名“海归”。
回国的第一年，万钢被科技部聘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同时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了该专项中技术最为复杂、任务最为繁重的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任务。
2002年5月，一辆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春晖一号”诞生，并在当年11月初举办的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广受好评；
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
2005年12月，由他主持的上海市“科教兴市”重大项目——“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打下了第一桩。
德国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曾在万钢回国后，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看到他研发条件非常简陋，表示不解：“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来时，科勒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按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我回来前没有先在国内签任何的工作合同，也没有任何公司开出高薪聘请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万钢说。
校长万钢
研究成果迭出，万钢身上的职务也与日俱增：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2004年，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开始扮演一个他从未担当过的角色。
“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无党派人士。”万钢教授认为自己当校长“破了规矩”。
他的朋友和同事说，正是这种长时间国外大企业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长职责的过程中，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会不时显现出企业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校长所欠缺的。
主持学校工作后，万钢提出学校也要重视经营，要“自觉把985科技平台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细胞，要让它自觉地向社会公众开放”。
在万钢看来，德国的学校和企业之所以能有很好的结合，是因为德国的企业始终在做自主开发，它们做得越深，越需要总结和进一步研究，所以学校的研发始终是企业的一种需求。“中国的汽车企业只要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也就会跟学校越来越近。”
2004年，同济汽车学院搬进了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内，按照万钢的规划，未来将把和汽车工业相关联的院系，如机械学院、软件学院、交通学院、电信学院、管理学院、材料学院等都迁入这个校区，实现“以学科链带动产业链，用校园内的学科带动校外的产业。
如今，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附近已经形成一个“环同济设计产业带”，年产值近三十亿元，这让万钢很开心。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两年前，同济大学启动百年校庆筹备工作伊始，他便提出要以已有的“设计产业带”为基础，在对校区及周边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打造“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几年以后，将经济圈内的年产值提升到百亿元。
部长万钢
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
“很早就有民主党派的人士会出任正部长的消息，但谁都没想到会是万钢。消息出来后，再仔细一想，确实没有人比万钢更适合科技部长。”一位从万钢归国便与其相熟的朋友说。
这位高层人脉颇为丰富的朋友还认为，万钢的胜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最高层有让民主党派出任正部长的想法”，其次才是万钢本人有胜任这个职位的能力。
“这也离不开一些科技部领导的举荐。”这位知情人士说，由于工作关系，万钢和科技部的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关系都很好。
一次，徐冠华在上海调研，有人问：“汽车工业怎么发展？”徐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问同济的万钢老师。”
亦有消息人士称，2004年底万钢曾经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讲解，题目为“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这也为其步入部长高位加分。但亦有熟悉万钢的人认为，这充其量“只是对其有利的一面，不能作为其升任部长的主要因素”。
接受本刊采访时，万钢表示，对于部长这个从未涉足过的岗位，他的态度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不断地学习，“因为，人永远是集体中的一员”。
“最危险的，就是带着一个特别好的心态，目无他人去工作。”万钢说，当科技部部长，自己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政府工作经验。
的确，刚刚履新的万钢，不仅要面临从专家到官员的转型，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最重要的，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创新的体制弊端，也将是他执政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难题。
而在同济大学的师生看来，5月20日学校百年校庆，4月底校长升任部长，这是“送给我们校庆的最好礼物”。
文二
导师眼中的万钢
在迪茨教授眼中，万钢专业出色、为人谦虚而且乐于助人
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留学期间，万钢一直是学校瞩目的焦点。
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一共生产了3500万套。为此，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给他颁发了一个“铁十字勋章”。
万钢很感激他的博士生导师，彼得·迪茨(PETER DIETZ)教授。他说，迪茨是个非常注重实践和应用的人，也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那么在导师眼中，万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本刊为此专访了迪茨教授。
在同济大学方如华教授的推荐下，万钢先生作为该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硕士于1985年来到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外国学生要获得一个德国工程师证书必须先通过很多的考试。万钢先生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个证书，并且成绩优异。
在万钢先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我很快就和他成为了研究所里的同事。在那个时候，他的工作内容是做一个由德国科研协会支持的研究计划。此外他还承担了所有和培训在读大学生有关的任务，比如宣讲课、布置作业、准备实验室和进行考试。他负责的是实验材料力学实验室。在来自各国的众多大学生当中，万钢先生非常受欢迎，因为他非常友好、非常耐心，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德语也已经非常好。
在万钢先生稳定下来之后，他的妻子也来到了克劳斯塔尔。很快，万家就成为了成员众多的中国留学生社团的一个活动中心。万先生被选为社团主席，他不断为自己以及中国留学生寻求着和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他的夫人也深入参与到了开展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之中，凭借在演唱、舞蹈以及音乐方面的天赋，她让德国人缩短了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
万先生专业出色、为人谦虚而且乐于助人，这些让他成为了机械研究所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对德国的高校政策非常关注，也经常在活动期间积极地讨论中德关系问题以及中国国内发生的众多新闻事件。
在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万钢先生就去了奥迪公司工作。在这期间，我已经和当时的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女士做了一些交流，鉴于万钢出色的专业能力，我推荐他去担任大学老师。我很高兴，我的这个举动成为了他日后成功的教学生涯的奠基石。
2007年当得知万先生被下萨克森州州总理Christian Wulff授予勋章的消息，克劳斯搭尔工大和我本人都非常骄傲曾经在万钢部长的人生道路上陪伴过他一段。我们一直都认为万先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们很高兴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得如此迅速而顺利。我本人把他看作我的一个“忘年交”，并且为他取得的新的荣誉感到高兴。如果可能，我也非常乐意为他新的位置提供支持。
文三
对话万钢
“人生的水很深，但我相信乐在其中”
大学校长：要有定力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校长，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
万钢：一流的大学，靠的是你培养的学生，靠的是你对自然的探索，靠的是你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首先要有自信心。
再者，一流大学很难去衡量，也并不是你发表不少文章就是。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对SCI那么有感情(笑)。
实际上，一流的大学在人们的心中很难靠着几个评估来评。所以，我觉得，大学应该探讨它的精神，探讨它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探讨社会对我们需要什么，未来对我们需要什么，只有自己心中的一流，才能成为世界的一流。
我相信，一流大学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建设的，没有人给你打个发令枪，你就是一流啦。它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办学思想当中，不断适应社会需求当中，不断地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的当中，得到了社会认同和价值，才成了一流大学。
人物周刊：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校长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万钢：我一直在回忆4年前，吴启迪校长(现教育部副部长)离开同济的时候跟我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同济是一个百年学校，办学当中，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坎坷，精神是那么务真求实、严谨，所以老师的心中都有一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济的教授不是以发表一篇文章为荣，而是要建设一片大工程，同济毕业生也并不是以自己的成绩为荣，而是以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为荣，这是同济内在的动力。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应该认清这种文脉，认清这种动向，去推动，绝不是什么是时髦就去追。
一个大学校长，应该有科学家的眼界，应该有务实的精神，应该有政治家的胆魄，看准了的东西，不能放弃，要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因为你承担的是国家、社会的责任。大学校长要有定力，一条大船，你站在船头上只要晃一下，船尾巴就要晃出好几公尺。
人物周刊：前几年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的教育质量出现了下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万钢：扩招这批孩子大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是70年代末下乡青年回城后生育高峰期的结果，他们的父母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上过大学，所以盼孩子上学很急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是承担了它应有的社会责任的。
我们现在讲创新，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上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何谈创新？但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不能因为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我们个人的责任，不能再像传统那样办学，应该有个质量保证系统来保证大学培养人的质量。所以，我对外面的排名不太介意，而是在校内成立了自己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成长，我们要担负好这个责任。
人物周刊：你从大企业出身，你觉得企业管理和科研管理二者有何异同？
万钢：企业有一个凝聚力，大家会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去努力。高校，则松散了许多，但在应用学科领域也是不能四面出击的。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系统，树没种成，草却长了不少，这就是一些高产教授的现状。其实，学院就是一片园地，可以长很多草，也可以种很多树，但只有把这个树种起来之后，才可能慢慢地再长叶子啊什么的，形成景观。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万钢：学术不能急躁，特别不能让舆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说的大学校长要有定力。科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要给教授一个宽松的环境，要有耐心、有定力，不能逼着鸭子上架。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学者，大多数的科学家，他们本质是好的，如果不是外来压力太大，他们不会去造假。不是不需要评估，但不能让它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同济大学5月20日校庆后，你就将不再担任校长而去北京工作，作为即将离任的校长，想对所有的同济人说点什么吗？
万钢：我要讲的会在庆典的大会上讲(笑)……
不过，我想同济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同舟共济、自强不息(“同济精神”的核心内容)。我很感激能有一个机会在这样有优秀传统的学校工作，而且我们大家合作得也都很好。
与人相处：人心换人心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你插队下乡的故事？
万钢：这个经历太长了(笑)。那是1969年初，我刚刚过了16岁生日，本来我很想去黑龙江，后来因为家庭原因，不能去，说那是边疆(笑)。
后来就去了吉林，当时我思想上背着一个包袱，到了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但是，我一直在感悟着那些老乡对我的真诚。在生产队，我从锄地、扶犁、赶马车，后来到仓库保管员、出纳员、会计，都干过，还当过团支部书记、生产队队长，他们给我很多机会。
1973年的时候，公社党委想要发展我入党，就因为我是“黑五类”分子子女，上面不敢批(笑)……
人物周刊：那段经历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万钢：那种淳朴、单纯的人际关系给我印象很深，淳朴是一个方面，往深了说，就是“人心换人心”。
在德国10多年，我觉得说德国人排外也是一种偏见。在奥迪公司当车间主任的时候，遇到工人生日，哪怕在生产线工作，我也会拿两瓶啤酒去和他碰一杯，这样他也就会对你好……世界上就那么一句话，“人心换人心”(大笑)。
人物周刊：后来，你就从生产队长被保送上东北林业大学了。
万钢：我被保送到东北林业大学，是当时我们全省(吉林)的唯一可以教育好的知青，所以比我考大学要难得多啦(笑)。
人物周刊：赴德留学，对您思想观念有什么冲击？
万钢：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下过乡的人，是不会有太多的激动了(笑)。我曾经给他们开过一个玩笑，从心理学角度，什么时候最高兴？考上研究生？结婚？
其实我最高兴的是，17岁下乡插队，半个月没吃到肉，后来有一天生产队里的老母猪死了，大家出去干活的时候，就开始想晚上炖肉怎么香。吃到肉是那时最高兴的事。
人物周刊：以前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你的理想和现在相同吗？
万钢：这个应该是在变化的吧。半个月或者半年没吃过肉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能吃上肉(笑)。
失败比成功更让人印象深刻
人物周刊：2000年你回国之前，在奥迪汽车公司干得很好啊，为什么回国呢？
万钢：科技部的邀请是一方面，怎么说呢，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自己确实想回国发展。李校长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在奥迪工作得很好，站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现在中国的国家形势好了，不能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回去，这要人才储备。
其实，我自己感受也很深，没有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就没有今天的我，你们都是看我的成绩，但人记忆最深的实际上是失败的经验。
人物周刊：那能否谈谈失败的经验？
万钢：在奥迪的时候，我曾主持一个项目，就是把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引入汽车的碰撞线实验，为这个项目投了很多钱。但是没想到，搞碰撞的人搞碰撞，搞分析的人搞分析。搞碰撞的人说，你要搞个计算，我的工作位置不知道到哪去了；搞试验准备的人说，你们都算了，还要我试验准备干什么，他们心里有一种反抗，一个处里就出现相互打架的局面，最后导致科研没有利润。
后来，我提了一个建议，把奥迪A4型的车、A64-型的车、A3型的车，他们的碰撞计算全做到一块去，过去是纵向的，叫碰撞科、模拟科和试验准备科，现在按照车型来确定，叫A3型车科，A4型车科，A64-型车科，按照产品来布局，这样利益就在一起了。利益一协调，根据产品来定位，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一个挺长时间的教训。
人物周刊：你现在开的什么车？
万钢：奥迪，这个车还有我的心血，所以我坐在上面，一点都不感到羞愧(笑)。
人物周刊：2000年从德国回国，第一年你就成为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组长、首席科学家，都说你协调能力非常强。
万钢：我觉得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有三部曲是永远不变的：第一个，你要认真地倾听，听清对方讲的意思；第二个，要换位思维，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第三个，要求得共赢，寻找最大共同点。
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求同存异，有一些异，在求同的过程当中又变成同。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国人的一句话：“人心换人心”，你待人真诚，人自然真诚待你。
致公党和我的身份比较相符
人物周刊：2004年12月，你和中科院的一位专家，一起给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讲课，这次经历给了你特别的印象吗？
万钢：(笑)这实际上是一种讲解吧，讲解我们科技发展的趋势啊，讲解我们的市场需求啊。我记得我们那个稿子当中，最后提出今后科技发展的方针，第一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第二个概念叫自主创新；第三个叫重点跨越；第四个叫超前部署；第五个叫国际资源。
最后，十六字方针(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定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科技发展规划中的方针，分别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当中采用了很多，但其实这并不是万钢一个人提出来，而是经历了我们国家2003年到2004年期间重视科技的这个过程，我有幸参与其中，和广大的科学家逐渐清理出来的思路而已。
人物周刊：你是以致公党副主席的身份成为科技部部长的，2005年12月你加入致公党，2006年12月成为该党副主席，你当初为什么加入致公党？
万钢：这个比较难回答……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致公党，我很尊重他们，它代表了回国的侨胞、海外的侨胞，尤其是留学生这一块。所以呢，尽管致公党是一个小党，但它和我的身份、经历比较相符吧。
人物周刊：你是同济大学的校长、全国政协常委，还是科技部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加上其他一些兼职，这么多工作你如何协调，每周大概有多少时间花在科研上？
万钢：政协委员其实不耽误工作的，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圈子，有时间其他委员听听我讲讲科技方面，讲讲电动汽车，大家都很感兴趣(笑)。
至于平时科研时间的分配，如果一个星期按五天算的话，我想花在科研上的时间有两天；一个星期按七天算的话，有四天时间可以用来做科研。
乐在其中啊，科研工作有时候干起来还是很幸运的(大笑)。
人物周刊：当上科技部长后，还会带博士生吗？
万钢：应该还会带的吧，我招得比较少，一年可能就只招一个。不过，当我的博士生会很苦，许多实验、课题啊都要自己来做，我确实和他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主要是团队或副导师照顾，今后可能会更多一些。
当上部长，同济大学的教授、博导还是会保留的吧。
人物周刊：作为电动汽车专家时，你曾呼吁国家在销售和使用环节对电动汽车实行优惠政策，当部长后会不会继续呼吁？
万钢：其实徐部长(原科技部长徐冠华)已经呼吁很多了，我不当部长也在呼吁啊(笑)。这个事情不是我当部长就想起来就呼吁了，肯定大家都要呼吁的。
人物周刊：作为电动汽车专家，很多人认为，你上任科技部长对电动汽车是个重大利好消息，是这样吗？
万钢：这个说法有些偏颇，其实徐部长是全力在支持这个事，真的。
当部长后呢，就不能再像一个科学家那样来抓课题，要更多地倾听科学家的意见，和他们去讨论。过去我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来和科技部的同志谈电动汽车，现在这个角色转变了，要更多地听取基层的声音。
以后我肯定还会关心这个项目，因为就是这个专业出去的，想扔也扔不掉，但是还得摆平自己，就像我当校长一样(笑)。
履新部长：要善于学习
人物周刊：最初得知自己要当部长这个消息时，有什么样的心情？
万钢：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笑)。
人物周刊：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你以致公党副主席身份出任科技部长，具有政改信号意义，你怎么看？
万钢：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举措，不过具体到我的身上，还是觉得重任在肩、诚惶诚恐。
人物周刊：中共党员的提拔一般都是通过组织部，非中共人士提干程序是怎样的？万钢：中共党员提拔要通过组织部，民主党派党员的提拔要通过统战部，先协商谈话，然后再进入组织部的选拔程序。
人物周刊：从留德学生到工程师，又到教授、院长、校长，现在，又成为科技部长，你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你自己是怎么来调整心态的？
万钢：无论在哪个位置上，无论什么身份，你永远要知道，你是一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你不能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许职位有差别，但在这个集体中，你要认清自己的责任；然后，你要向周边的人学习，互相之间取长补短，了解同事们的特点，了解你学校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再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也还是个学习的过程，包括向一起工作的同事学习，向科学家，向基层学习。只有了解了这个环境，你才能知道你能做什么，才能把事情做好。
人物周刊：如何向周边学习呢？
万钢：换了环境，周边变化多了，对你的要求也多了，你就要思考，我还有什么地方存在欠缺，学习并不一定要向学问高深的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懂的就多问。而且学习是要思考的，问得越多，就知道缺乏的东西越多。
人物周刊：每次到一个新的岗位工作，您会不会有一种不安、焦虑？
万钢：我相信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相信你能够把事情做好。最危险的，是带着一个特别好的感觉，目中无人(笑)。
就当科技部部长而言，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人物周刊：你是指？
万钢：没有政府工作经验，没当过部长(笑)。
人物周刊：这是否包含着对中国的国情及全局观察不够的意思在里面？
万钢：对，以前我说要向中共的同志们学习，这并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切地感觉到这个需要。因为你这个位置(科技部长)，它是高的、责任是大的，分量比以前更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这和具体去搞电动汽车研究还不一样。
人物周刊：在同济大学时，你和党委书记周家伦(周曾任中国驻德教育参赞，其时已和万钢熟识)搭班子很好，到了科技部这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你准备如何适应？
万钢：科技部我也很熟啊，组织给中央领导讲解那次我们一直在一起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我们在一起都是没大没小，直言无忌的(笑)，包括和徐部长(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人物周刊：听说你这次出任科技部长，有几位高官推荐了你，是这样吗？
万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笑)……
没时间看书是我的遗憾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生活？
万钢：从早忙到晚，我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早起游泳，六点钟起来，六点半下水，游到七点，每天能自己支配的时间或许就是这些(笑)。
我游泳潜水潜得很深，呵呵，人生的水也很深啊，但我相信乐趣无穷。
人物周刊：那你平时都看哪些书？
万钢：我看书的兴趣很广，古典小说像《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都是以前看的。在德国时比较空，还能看些书，回国后时间比较紧，看书时间就很少了，但一些市面上流行的书，如《谁动了我的奶酪》，还是看的。但说是看，大都是翻，很少专门仔细看一本书，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物周刊：刚回国就很忙吗？
万钢：对，回国一直很忙，一回来就忙调研。在德国，还可以看看《泰坦尼克号》，我比较喜欢《卡萨布兰卡》，和纳粹相关的战争片也看一些。我觉得，德国人对待历史的心态，还是很值得赞赏的，能够正确地面对自己过去的历史。
人物周刊：在同济大学师生怎么称呼你？万钢：在同济大学，他们都叫我万校长，我的团队永远都叫我万老师。去北京工作，没办法，大概要叫我万部长，不过，我希望这也是一种亲切的叫法。
文四
新部长的旧问题
一直以来，科技部的“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统筹科技政策”等职能颇受人诟病
1958年6月18日，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问他是否在考虑设立一个科技部，这位美国总统笑着予以否认：“这个嘛，科学有点像你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要专门搞一个部，一个单独的空气部……”
然后他认真地继续说下去：“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尤其是国防部，国务院，和我，都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征求可能得到的这些人(科学家)的最好意见和想法。”
其时，苏联卫星“伴侣号”上天带给美国人的震撼尚未平息，那些认为苏联已经超越美国的国会议员，极力主张成立科技部，实现“科技大赶超”。
其时，在中国，一个名叫“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部门也刚诞生。它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这两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机构合并而成——事实上，它们正是苏联顾问建议的结果。
设立“科委”，当初的目的是进行科技规划，在1960年代，它的规模并不大，1970年一度被并入中科院，到1977年9月才恢复，随后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研经费分配“政科不分”
国家科委一直存在到1998年，历任主任有聂荣臻、方毅、宋健——这是一个副总理级的部门。当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科技部由此诞生。
根据当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原国家科委的一些职能分别划归国土部、环保总局或知识产权局，而划入的则是原国家计委拟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相关经费安排的职能。
及至今日，科技部已成为一个控制大量科研经费的部门，和“统筹科技政策”相比，它“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的职能显然更引入注目。
不过，也正是这一职能的履行，让人颇多诟病。
在学者刘军宁看来，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计划体制，但在科技方面，计划体制不仅没有退场，而且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而上海交大的一位教授则说，科技界最大的问题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不能计划的东西”。
在美国，科研人员须自己选项目，提出资金申请，再交由同行评议，才能决定是否立项，而在中国的科技界，更多的时候是相反的一个过程：先立项目，再找人来做，有时官员甚至直接参与选择具体科技课题。
批评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技部对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政科不分”。
包括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内的三位著名科学家曾经批评：“(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发表意见……每过一段时间设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导致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转……”
不单司局长，“连处长都把持着很多科研经费，”一位科技记者说，从立项到选择评审专家，行政人员的权力太大。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柳卸林认为，中国非常强调政府增加科技投入，但却缺乏一个科学且独立的对科技计划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的机制。许多科技经费得不到应有的监督，造成相当大的浪费。许多重大的国家计划，都是部门自己确立、验收，没有与其他部门进行协商，也缺乏事后的评价。
这与邹承鲁等人的批评不谋而合：“和其他部委不同，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费、其效果如何，它既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
事实上，两年前媒体曾揭露过某研究员一边当着科技部863专家组领域副组长，一边做着该领域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在科技部2003年3月1日就开始实行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察办法》，评审专家需要遵循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回避原则。
此外，也有研究者声称，科技成果鉴定验收单位事先“自评”已经“成为常规”，而鉴定验收人员“行政化”也变成了“科技界公开的秘密”。
“科技体制的问题与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万钢来自教育界，‘产学研结合’又是他的强项，不知能否找到一条较好的发展道路。”前述科技记者说。
统筹科技政策亦受挑战
在“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之外，“统筹科技政策”这一职能面临的挑战也日渐浮出水面。
在中国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成就中，“两弹一星”一直为人所赞誉，不过时至今日，“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已经无助于科技上更大的突破。
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颇引人关注：“要建立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民间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动机投入科技活动，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有适应民间科研机构生长的制度空间。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要给公益类型的科研机构转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一定要干非赢利的事业”。
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卸任前宣布，研制大飞机等16个重大科技专项将在2007年得到实质性推进。此后，便有媒体发表评论，“制造大飞机不妨请民企参与”，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时代，沿用旧有体制、仅仅依赖国企，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官僚体制的扭曲，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也有着科技部其他课题的通病，只是数量级上又放大了。”有研究者曾如是表示。
回到文章开头，艾森豪威尔拒绝了科技部，但并不拒绝来自科学家的专业意见，这从他随后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便可看出。
有趣的是，资料显示，1962年，在经历了大跃进的苦难之后，中国的科学家们也曾在广州会议上建议国家设立“科学顾问团”，以帮助政府避免在科研和生产中再发生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很可惜，该提议未被采纳。
文五
党外高官的回归与发展
在观察家看来，万钢任职对于中国的协商民主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将进一步充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内容
1945年4月24日，距离日本投降还有113天。陕北延安，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他《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擘画战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形式。
“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说。
四年半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由6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31名为民主党派成员。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人为非中共人士。政务院的4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非中共人士。
在政务院的各部委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是占据着半壁河山，32个部委中的13个由民主党派出任正职，包括监察部长谭平山、司法部长史良、教育部长马叙伦、交通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长沈雁冰等。
和今日国务院即为中央政府不同，第一届中央政府下辖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民盟的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当时中国最高议政机构、全国政协中，5位副主席只有周恩来一人是中共党员，另外4名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均为党外人士。
在地方上，当时的绥远省、甘肃省、新疆省、湖南省和浙江省的省主席也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出任。
据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介绍，这种情况在1954年开始有了变化。“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的政治权力开始转移，即从政协转向了人大。”何虎生说，“人大任命的政府官员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开始上升。”
1954年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总理周恩来提名的10位副总理人选，他们全部来自中国共产党。但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民主党派担任着正职，在地方上，甘肃省长是民革的邓宝珊、湖南省长是民革的程潜、浙江省长是民进的周建人。
3年后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民主党派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当时一些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被打成了右派，相当于在组织上被赶走了。”何虎生说。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毕，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次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后，一批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被错划为右派。然而，对民主党派冲击最大的还是十年后的“文革”。
文革前夕，国务院中党外部长或主任还有6名，但文革期间，“清一色”思想盛行，把党委、政府合为革命委员会后，党外干部已是鲜见。
“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统战部都被批判了，民主党派大多也停止了活动。”何虎生说。
1972年10月，傅作义辞去了水利部长职务，此后30多年间，再无非中共人士出任政府部委正职。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称，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2005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表示，相信会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出任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此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主党派人士以后在中央政府担任部委正职情况还将出现，过去一段时间没有民主党派人士任正部长并不意味着国家存在刻意规定不许这些人任正职的制度。
2007年4月27日，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接替已到任职年龄界限的徐冠华。
“这和建国初期不同，那时候就是以中共为主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何虎生说，“这可以认为是中共在重要领导岗位上选拔干部的范围开始扩大。”
此间，有评论称万钢在实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机构出任正职，是“中央对权力构架的大胆创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万钢的出任“具有破冰意义”。
“可以把这次任命看成一次回归，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评价。
汪玉凯认为，万钢的任命是一个信号，它可能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而这对于中国的协商民主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将进一步充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内容。
“以前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担任副委员长、副主席，更多的是协商，并不在国家治理的第一线。而万钢此次进入政府并且出任正职，将领导一个大行业，他的决策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汪玉凯说。
汪玉凯介绍说，政府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但每个部都有党组，党组是最高决策层，以往通常是部长兼任党组书记。“但民主党派出任部长，就不能担任党组书记了，两者之间如何协调，这是一个新问题。”汪玉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将会出现一种新模式，而这必将会影响政府的整个管理和决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