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应多伦现代艺术馆的邀请，做了一场名为“身体狂欢：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他分析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总结了当下大众文化的特点和困境，并强调：“上海永远是中国时尚的策源地。”
殖民记忆与革命浪漫
    大众文化与20世纪初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殖民文化关系密切。朱大可则指出，当时的延安也是“小资”的策源地。来自上海的青年，带着对革命的崇拜来到延安，也带去了大量殖民地时尚和日常经验，形成了与当地原生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延安文艺界盛行恋爱之风，其对待爱情的态度比较自由。
    1949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成了一种对立面。朱大可认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这一时期的象征。作为情欲象征的女特务最终失败了，而哨兵则最终凭借无产阶级纯洁的思想获得胜利。1960年代上海的“老克腊”是另一个样本。他们总是穿着格子呢西装、管口较紧的裤子、尖头皮鞋，发油抹得一丝不苟。这一世界性潮流在当时也受到了改造。
新时期的时尚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人的欲望随着物质的丰富而迅速生长。朱大可逐一分析了此后发端于上海的诸次时尚运动。他认为1980年代初，女性的“白化运动”与男性的“黑化运动”是中国最早的时尚运动。上海生产的“霞飞增白美容霜”首次提出了“增白”宣言，打动了全国女性，表达了最初的全球化渴望。到了1980年代，北方女性涂抹上厚厚脂粉的“面具脸”已经随处可见。而男性则以《上海滩》中的流氓英雄许文强为模版，个个戴上了墨镜。“镜片上‘MadeinHongKong’或者‘MadeinParis’的标签就像两块白内障。”朱大可说。
    随后轰轰烈烈的“踏脚裤运动”启动了中国人的时尚潮流，也最终由于其“视觉污染”走到了时尚的反面。朱大可认为，尽管相当粗陋，这一潮流还是标志着中国大众文化的“解冻”。经过1980年中后期对精英文化的崇拜，到了1990年代，消费主义被彻底肯定，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话语平台，被精英文化压抑的大众文化开始“大爆发”。“小资运动”倡导一种精细的消费主义，但“只消费，不创造”让这一阶层显得极其软弱。
“哄客社会”形成    
    朱大可提出，如今，大众文化空前活跃，大众的趣味支配了时代，迫使出版商、媒体趋向“媚俗”。它制造了文化的身体消费，让一切娱乐化，颠覆和解构了经典。这些现象与网络相结合，形成了“哄客社会”。大量匿名者在网络上起哄甚至开骂，语言暴力随处可见。哄客由赞客、笑客和骂客组成，而骂客占据了绝大多数，这种畸形的社会心态造成了当下大众文化的最大困境，阻碍了健康、理性、自由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早报记者 徐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