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技术疑难对接成功，更多技术尚待字闺中，“首届长三角青年创新展”的技术对接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展前已有7个技术供需方对接成功，现场又有51家单位前来揭标，并有80项技术疑难已确定对接意向，正在进一步洽谈中。”11月26日，上海市科协副主席陈积芳在“首届长三角青年创新展”上宣布这个消息时，引来了阵阵掌声。

更好的消息在会展结束后的第二天传来，“已经有10个技术疑难对接成功了！”

这个成果来得实在不易。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实在太多，各地科协和科研管理部门心里多少都有本账！尽管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手段推动，但速度却始终缓慢。企业与院校也各有牢骚，为什么？

创业投资不是课题经费

上海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陈伟丰的公司属上海市科委，他对上海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项目比较熟悉，因此投资对象比例也比较均匀，大约是大学占1/3，研究院所1/3，其它渠道占1/3。

“我给你讲两个例子吧，”陈伟丰对记者说，“先说我亲自碰到过的：一位大学教授的项目不错，我们看了也满意，于是投了1000万元，后来发现问题很大，这位先生把这1000万元当成国家拨的课题经费一样来开销，把钱用在了科研上，而且要命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勤俭节约办公司的概念，说到骨子里，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产品供应商的意识。”

国外也有过类似例子：一位科技人员获得了一笔创业投资，不久他出差在机场正好碰见创业投资商了，两人一看，科技人员买的机票是公务舱的，而创业投资商仅拿着一张经济舱的票，投资商没有说什么，但回去之后，这位科技老总就被撤换了，理由很简单，一位创业者尤其要坚守“节约”。

最近科技部针对科研经费使用中的突出问题，发出了8条“禁令”，其中，规定人员费应按研究人员的工作量和国家相关标准，在课题预算科目中据实列支。科研人员的行为在得到一定约束后，也许创投公司就不用再发愁这个问题。

科技人员不能取代职业经理人

“技术导向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市场接轨有问题，而投资机构是以市场为出发点的。因此研究人员给自己定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陈伟丰说。

企业发展壮大，以技术为主的原有创业人就应该退到分管技术的副总裁这一类的职位上，可以保持待遇不变。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普遍认同，因为很少有科研人员能成功转型成一位企业家。

“现在与大学、研究院所合作时，我们只请他们拿出想法，公司替他们做商业模式策划等，财务总监、总经理等职务也由我们投资公司的人兼任。但是这些人员不领职务工资，他们的工资还是由创业投资公司来担负。当创业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会从市场上招聘职业经理人。”陈伟丰说，“原创者这时往往会产生心理落差，需要慢慢耐心劝解，主要让他明白，企业养大了，股权升值，你的价值和经济效益也就随之提升了。”

如此算下来，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合作，创投公司投入的管理成本要比正常的水准高。陈伟丰解释，“投的这些项目都很好，因此创投公司还是能赚到大笔的利润。”

著名职业经理人、微创医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刚起步的小项目、小公司处在技术第一时，这时应该由原创者担当首脑，因为他对技术最了解。发展到下一步，就一定要找职业经理人了。

“以技术为导向型的企业在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少。一个新技术一般也就三五年的生命力，现在大多数科技企业也就把其定为1年左右的生命周期就要推出新产品了，所以重要的是创新机制。”张捷说。

评价体系制约产业化

现行的评价机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产品转化与科研创新，是一个被探讨多年的老问题。上海理工大学校长徐晓鸣认为，大学时代推崇英雄、高水平的论文或者获奖者在校园中更受重视，做科研人员还没有想到如何让自己的项目尽快辐射社会。因此，根源还在于大学的评价体系。

对于具体解决方式，同济大学副校长杨东援认为，首先，科研人员的价值观要调整，有的学科发文章更体现价值，而有的学科就是要看社会效益。在价值取向调整后，第二步就应调整机制。不能拿学校的机制与企业对接，学校是做项目的，不是做产品的，而企业则更多地认为自己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怎么对接得上？因此，他建议，诸如科技园区就应该起到其间的接口作用。

他说：“学校现在也常常反思。比如，按过去的模式，在实验室成功了，发表论文、申请了专利目的就达到了。但是按企业的大生产，一吨、百吨、万吨的量级上来论，就不能只拿出实验室的样品了，这时还要解决生产工艺问题。另外，如何跟上产品创新？企业者总是很坦率地告诉我，‘我不能等你慢慢地研制出来’。教师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任务，如没有一个转化的队伍，就无法及时对接，因此一个在两者中衔接得上的人才队伍也要培养起来。”

                          记者 王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