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减少，我国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4月13日，上海市知名专家诸大建、张维为、卢洪洲、刘中民、赵来军等二十余人齐聚我校附属东方医院，探讨“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管理与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结合此次疫情中东方医院的做法和成果，指出这次我们应对较为迅速、成绩比较突出主要得益于政治站位、规范应对、主动应对和科技应对迅速高效。像我们的整建制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驰援武汉，我们的十辆救援车和25顶帐篷，解决了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的神经中枢和指挥系统问题；在武汉，我们的管理、治疗和院感都为方舱医院的运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们深知最终战胜疫情还得靠科技创新，最近几个月，我们组织科研团队在疫苗研发、检测试剂、干细胞治疗等方面都是较早出成果的。他认为，应对这样大规模、集中暴发的公共疫情，我们的城市治理目前至少还存在资源共享不足（像上海就没有可供共享的P3、P4实验室）、联防联控无联办、战略储备不足、智能防控体系缺乏等短板，亟需解决。

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说，从新冠病毒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问题，也许需要提出第三次卫生革命的概念，强调传染病与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关系。第一次卫生革命涉及贫穷时代的传染病问题，第二次卫生革命涉及发达以后出现的慢性病问题。这次疫情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同时冲击。现在的传染病更复杂更狡猾，究其原因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大幅度降低了人与生物系统的免疫力和适应性。新型传染病的发生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加剧，全球人口的大规模、快速流动，以及城市扩张阉割了人与自然的缓冲地带。因此，第三次卫生革命要从生态-疾病的关系研究深层原因，提出治本之策。

从城市发展角度言，新冠疫情要求我们加强生态导向的健康城市建设。1980年代以来的健康城市建设，从建筑空间等小尺度的讨论比较多，从生态系统与城市健康关系大尺度的讨论比较少。针对新型传染病背后的生态原因，要强化宏观尺度的城市健康化规划和建设，包括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加人与生物的缓冲空间；建设气候安全城市，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致病因素；减少高密度的人群聚集，建设分布式多组团的大都市圈等等。

面向公共卫生风险的城市应急管理，要特别注意韧性城市的平战结合思想，寓战时于平时。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目标应该是构建系统化的健康城市，而不是就卫生讲卫生、就医院讲医院。重大传染病风险发生时突击建设小汤山型医院和方舱医院是重要的，但是平时能够在城市发展中预留这样的空间更重要。例如超大城市的城市发展，在规划和建设中需要留出方舱医院、社区留观这样的空间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接口，一旦有情况发生就可马上转入战时应对。

东方医院副院长、驰援武汉应急医疗队领队雷撼结合武汉抗疫经验表示，比较目前世界的抗疫情况，我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一种前所未见的疾病，其发现、确定到预警、全面响应需要一个过程，像武汉封城它封的是一座千万人口的城，不是随便就能做决定的！但是，如何重视一线的发现、预警，以更快更好更准地响应，科学预警与管理响应机制的高效协调有待加强；再者，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如此次疫情初期医生的大量感染就是警钟。他说，这次疫情的最深切感受是中国人民识大体、守规矩，心里总是为他人着想，这与我们近年来大力弘扬的传统儒家文化分不开。

复旦大学张维为表示，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思这次疫情，我们的成绩单是非常优秀的，我国的各种能力在国际上都是名列前茅的。2019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全球195个“国家及地区卫生安全能力”排名，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占据前五，对照这次疫情，我们必须对其排名保持慎之又慎的态度，我们要尽早建自己的指标体系；再者，我国凡事先讲“道”，与西方商业利益之上大不同，这个分野应该充分地讲，要讲透；还有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于一身，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纺织、煤炭与物联网、区块链和谐共生，一点也不违和，现在有的国家嚷嚷着要工厂回流，与我国、我国的产业链脱钩，谈何容易。

会上，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书记卢洪洲、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赵来军、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宜民分别做了主旨报告，中南大学教授徐选华做了视频连线报告，专家们就抗疫科研、疫情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韧性城市等分别报告了各自的成果。

交流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舒、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党工委书记姜成华等针对突发事件风险认知与多部门协同、应急管理职能设置与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融合、后疫情时期的应对策略等议题分别发表意见。李舒介绍，管好公共卫生最初一公里——社区，目前我们正着手制定国办项目健康社区十四五规划；王慧建议公共卫生教育应纳入通识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应该完善评估体系，摒除“唯论文”论。（文/程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