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而我们国家的城镇化道路实际上只走了前一程，我们应该怎样走好下一程呢？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创办的SORSA论坛上，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介绍了4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全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8亿中国农民”，变成了8亿城市人
我们专业上有一个词叫城镇化率，它是一个国家城市化的度量指标，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本质上来说，城镇化是人类的聚居地不断向城镇集聚的结果，因此，人口的城镇化率是城市化的最直观的体现。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17.9%上升到58.5%。40年来，城镇化率提升了40多个百分点，共有6.4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这部分人占到中国总人口的46%。
如果把这40年增长的6.4亿人平均来算，那么每年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口达到1600万人。但实际上，每一年的人数差距非常大，最多的一年和最少的一年之间要相差4倍。比如1980年和1990年，分别增长了545万人、655万人，而在1995年以后，每年增长的人数都在2000万以上，最高的年份出现在上海世博会召开的2010年，这一年里有25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所以，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数量不能笼统地来说，因为这关系到农村和城市的稳定发展。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
在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小时候，我们听广播里说中国有8亿农民，而中国农民真正达到8亿人，是在1982年至2000年期间，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995年，农民人数达到8.6亿。但从2000年以后，农民数量开始快速下降，城市人口持续上升。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人口结构的变化：1978年，中国农民有7.9亿，城市人口为1.7亿；2017年，农民为5.7亿，城市人口达到8.1亿。中国的人口逐渐过渡到以城市人口为主，而不再以农民为主体。我们这代人一直讲8亿中国农民，实际上，今天已经变成了8亿城市人。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城镇化率达到50%时，往往会经历一段低谷期
我和我的团队模拟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试图了解城市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我们发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时，都经历过一段比较混乱的低谷期。
1851年，当时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化率达到50%的国家。1851年时，伦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届世博会，但是这段时期也是英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伦敦成为“雾都”，泰晤士河流域全部被污染了。1859年，狄更斯的《双城记》描述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马克思撰文批判英国的资本主义也是在这段时期。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878年，一艘名为“爱丽丝公主号”的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但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死。
为此，英国发布了一系列城市改革措施。1855年、1856年，英国先后出台了《消除污染法》《环境卫生法》等法律法规，英国从此走上了法制化城市规划的道路。
1893年，德国来到了城镇化率50%这个时间节点。那段时期也是德国历史上比较混乱、动荡的时期。那时的德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莱茵河污染严重。因为德国人随意“拷贝”英国人的产品，英国人对这些山寨货非常恼火，于是在1887年通过了一个议会决议，宣布德国产品必须标上“德国生产”的字样。而“德国生产”的产品，在当时就是垃圾产品的代名词。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一位德国评委这样评价本国产品：一是随意模仿，二是粗制滥造。这个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德国各界引发了全面的反思。德国以此为契机，诞生了德意志工业标准，拓实了德国制造的基础，使德国的工业产品开始崛起。
1918年，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在此之前，旧金山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火，对旧金山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11年，纽约的一家制衣工厂发生了大火，因为工厂的大门被上锁，烧死了在流水线上工作的146位女工，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这些事件最终促使美国从城市分区规划入手，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快速走上了城镇化道路。到1953年，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50%。二战之后，日本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路线，污染问题随之而来。位于日本东部伊势湾海岸的四日市居民，因长年累月呼吸肮脏的空气，很多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1961年，四日市哮喘病大发作，一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因大气污染导致的呼吸道公害病“四日市哮喘”因而得名。为此，日本成立了国土空间规划机构，从全国范围开展土地规划和管理。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大多经历过一段类似的低谷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治理环境污染，从而使城市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城镇化率超过60%后，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反观我们国家，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那时候中国的雾霾也比较严重，同样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
今天，放眼全球的城镇化水平，中国大约处于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说，有一半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我们之下，一半的国家在我们之上。
而我们国家的城镇化道路，实际上只走了前一程，我们应该怎样走好下一程呢？
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城镇化道路来看，在城镇化率快速攀升的同时，人均GDP也在快速增长。当城镇化率超过50%时，一个国家从以农业人口为主变成了以城市人口为主。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提高了3倍左右，从而使人均GDP得到快速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比农民提高了3倍左右，正是由于这3倍收入的强大吸引力，使大多数农民走进了城市。
但是，当城镇化率超过60%以后，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国家一直在往前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有些国家的发展就此停滞或者慢了下来。
如果用一个坐标轴来表示，横轴是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纵轴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我们把所有的国家都放在这个坐标里，结果会发现，全世界的国家大致被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国家的城镇化率在50%附近，人均GDP基本不足1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1万美元左右，也在这一组的行列，这一组基本上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二类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了80%，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是处在1万到1.8万美元之间，始终上不去，俄罗斯、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在这一组。第三类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了80%以上，人均GDP也突破了4万美元，处在这一组的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达国家。
简单来说，全世界的国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在50%左右。第二种和第三种国家都已经达到了8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但是两者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条沟叫什么呢？就叫“中等收入陷阱”。
走智力城镇化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第二类国家向第三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阻碍了它前进的步伐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类的国家大多是依靠某种特别的优势（自然资源、人口等）发展起来的国家，而第三类国家则是拥有智力创造、创新意识、设计能力的国家。
我们分析全球各个国家城镇化的规律，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城镇化率的提升，会带来大量劳动力的转移，这个转移具体表现为从农村的体力劳动到城市的体力劳动；但城镇化发展只有体力劳动的转移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只能完成一个低级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结果就是掉进“坑”里去。
城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农村的体力劳动到城市的体力劳动；第二个阶段，从城市的体力劳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创新、创意等智力劳动。只有完成二次转型的国家，才能走向智力创新，才能取得飞速的发展。那么，问题的关键很明确了，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要想避免成为走向停滞的第二类国家，要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只有依靠大力发展创意、创新产业。我们不可能仅仅靠建房子、修道路、造城区来完成城镇化，我们必须提高智力劳动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人的成长很相像，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骨架”长大了，“肉”长全了，这时候需要长“脑子”，去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就是智力创新的城镇化。这时候，城市就是要靠智力的创新、创意来谋求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总结，城镇化率达到60%以后，不同的国家与城市将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智力的城镇化，另一条仍然是体力的城镇化。今天，中国正好处于这两条道路的分岔口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同时，这种简单的体力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转型。因为，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通常只有一次机会，从城镇化率50%增长到75%，按照中国现在的速度，大概还有十五六年的时间。再过十五六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就基本成形了，到那时，全国75%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里，城镇化基本稳定下来。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
过去40多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绩是靠全国人民的勤劳干出来的，那么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则要靠智慧，走向创新、智慧、生态的新的高级城镇化阶段。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以智力创新带动整个中国城镇化发展，走智力城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双向提升
从全世界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的国家一定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我们要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尊重这个规律，才能站在历史规律的高度看待问题。中国的城市是这样，世界的城市也是这样。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呈现出多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意奥模式”或“66模式”。以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为代表，当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66%时，它们不再继续发展体力城镇化，而是将1/3的人口留在农村，国家照样实现现代化。第二种模式，叫作“德瑞模式”或“75模式”。也就是当城镇化水平发展到75%的时候就停止了，在农村永远留下25%的人口。第三种模式，也被称为“美英模式”或“80模式”，就是留下20%的人在农村。
这些国家的城镇化道路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是让农村人口全部转移到城市里去。城镇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口，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平衡点。我认为中国应当采用“德瑞模式”，留下25%的人口在农村。如果我们把农村里的所有人都往城市赶，将来城市和农村都会出现重大问题。
我们也要看到另外的两种城镇化模式。
一种是低位放空模式，如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的大量农村人口一下子进入城市，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不能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从而在城市里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另外一种是高位排空模式，如日本。日本的城镇化率高达94%，农村人口仅占6%，而且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是老年人。我们可以预测，再过15年到日本农村去，将会看到人烟稀少的景象。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双向提升。一方面，留下一部分人在农村，并进一步提升农村的智力劳动水平；另一方面，城市里要淘汰高物耗、高排放的落后生产力，提升智力创新能力，以智力劳动推动智力城镇化。这将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
（原文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20-04-17/getArticle.htm?id=291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