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国际大洋钻探50周年，中国参加大洋钻探20周年，为了系统总结和回顾我国参加大洋钻探20年来的成绩和经验，谋划下一步的发展，由中国大洋发现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大洋钻探20年学术研讨会于11月8日至9日在京召开，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主管部门负责人和来自教育部、科学院等全国各系统120余位参与大洋钻探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

大洋钻探是迄今海洋科技乃至整个地球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就最显著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目前有美国、日本、欧洲15国和加拿大、中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23个国家参与，年度预算达1.5亿美元。大洋钻探至今已成功运行50年，对人类认识海洋，理解地球演化规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我国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以“参与成员国”身份加入大洋钻探计划（年付会费50万美元）和综合大洋钻探计划（2003~2013，年付会费100万美元）。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大洋钻探的投入，以年付300万美元会费加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2013~2023）。1998年以来，我国参加大洋钻探的工作一直由科技部牵头，协调相关部委共同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国IODP工作协调小组、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IODP办公室等组织管理机构。20年来，我国参加大洋钻探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我国深海研究的新局面。

在8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代表专家委员会讲话。丁仲礼指出，20年来，我国通过参加大洋钻探计划，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南海深海探索上，我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成果尤为被国内外同行所瞩目。南海大洋钻探的成功，依靠的是国家的重视，依靠的是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依靠的是国内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丁仲礼同时表示，当前，强化我国对国际大洋钻探的投入、提高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加速发展深海科技的有效途径。按照我国大洋钻探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战略部署，今年开始的目标就是争取我国成为继美、日和欧洲之后，国际大洋钻探的第四个领导成员。为此，我们正积极准备在南海南部的巽他陆架，由我国出船执行大洋钻探航次，为国际大洋钻探建造第四个岩芯库；同时准备由我国发起主办国际大会，为2023年后大洋钻探科学计划的制定进行科学准备。

据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介绍，中国是第一个加入大洋钻探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和海洋科学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从1998年缴纳1/6成员费起步，到2013年成为每年缴纳300万美元的全额成员，加上近年来提供了三次大洋钻探航次的配套经费，使得中国在大洋钻探中的贡献和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2014-2017的四年里，我国有84位科学家上船参加航次工作，占 “决心号”上船科学家总数的15%，这个规模仅次于美国。我们以南海为重点，参加大洋钻探计划，二十年来实现了四个航次总共钻探17个站位，其中11处水深超过3000米，取回岩芯近万米，其中6处钻进了岩浆岩基底。这四个南海航次，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建议和主持下实施的，通过钻探取得了南海形成演化历史的新认识，对于套用大西洋模式建立起来的流行观点提出了竞争性新模式，从而使南海成为全球研究程度最高的边缘海盆地。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通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我国已在国际深海大洋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科技部社发司吴远彬司长在会上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总书记也做出重要指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大洋钻探是地球科学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计划，同时也是向地球深部探索的重要手段，是国际深海科技的必争之地，我国应争取成为其领导力量，这也是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向地球深部进军的重大举措，是引领世界深海研究大科学计划的战略决策。科技部下一步将继续汇同相关部委加大对IODP的支持力度，争取尽快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

会上，参加大洋钻探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们共聚一堂，畅谈中国大洋钻探的未来发展大计，提出了面向2023年后中国大洋钻探的重点方向，包括全球季风与热带驱动、西太平洋地质演化与深部生命研究等重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组织研讨提出巽他陆架自主钻探航次、花东海盆钻探等一系列新的科学建议书。

据悉，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在积极推动建造世界第三代大洋钻探船。新一代的船将在钻探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从载体到材料有全面的创新，以期满足向地球深部进军的目标，同时将吸收美、日两艘船的经验，集中世界各国的最新技术，通过科学技术互结合、国际国内紧密合作的认真研讨，形成国际层面的先进方案。

“要避免一种误会，造了船就能引领。”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强调，国际科学合作不能单靠“有钱”、“有船”。想要进入国际合作的引领地位，必须在科学技术和运作能力上达到国际水平，我国亟待在科学和管理层面快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