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2日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Science）杂志刊出我校医学院赵旭东教授及其团队成员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小皇帝”显现的成功信号》，为中国独生子女群体正名。
      赵旭东教授等人的评论文章专门针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卡梅隆（L. Cameron）等的论文《小皇帝：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行为的影响》而作，该文发表于2013年1月10日《Science》杂志电子版。卡梅隆等研究人员将北京地区421个受试分为1978年前3年出生的一组和1978后3年出生的另一组，用经济行为学、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测试。对结果的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生产了比较不信任人、不可靠、不敢冒险、不愿竞争、悲观和不审慎认真的个体。”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后果”。甚至推而广之地说，这种倾向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论文电子版刊发以后，立即受到了多家国际重要传媒的介绍、评论，国内的《参考消息》次日便转载了德新社、路透社和英国《独立报》的文章。事实上，我国自1978年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独生子女心理发展及心理健康的问题是家庭、社会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而且常常成为国际社会舆论的热点。很显然，卡梅隆等人的研究结论，迎合、强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
      赵旭东教授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家庭心理问题和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目前正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我国家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综合筛查、评估与干预示范研究”，其中包括若干个对独生子女问题的子课题。看到《科学》杂志1月刊出的文章后，他作为在临床工作中时时要处理“小皇帝”心理困惑及障碍的专家，部分认同论文中的一些论点，认为作者指出的独生子女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他们在使用新方法、提出新证据方面有一定特点。但同时他认为该文的研究方法、结论有较大缺陷，遂组织来自课题组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道，汇集、分析相关文献，撰写了评论，并很快得以在《科学》杂志发表。
      按照卡梅隆等人的观点，独生子女承担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成功和健康造成的不良后果。赵旭东等在评论中则提醒大家，不能仅仅依据这个经济学实验和个性调查就匆忙得出结论。他们指出，最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对独生子女进行纵向的追踪研究和横断面研究，在发现独生子女存在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同时，同样发现了独生子女的诸多优点。例如，（1）南京脑科医院对1980年前后出生的第一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受试进行15年随访发现，独生子女在儿童期存在较多的行为问题和较强的依赖性，但行为问题到少年期后便消失了，而依赖性指标上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却反转了，也就是说，独生子女独立性反而较高。另一项2000年对社区人口的研究，得出了与前述实验研究不同的结果，发现独生子女“亲社会”的行为多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有较好的合群性。（2）在教育心理学领域，199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独生子女中学生的言语能力、数学能力等同于或优于非独生子女，而且在校园适应方面表现更佳，焦虑水平更低，但同时显示考试和学习的方法较差。2011年，赵旭东教授的博士生姚玉红在其研究中发现，在“90后”的在校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校园适应好于非独生子女，与同伴、老师和家庭的关系也较好。（3）在婚姻研究中，赵旭东教授的另一名博士生马希权于2012年发表论文称，他们2010年对上海373个已婚独生子女家庭和470个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间的人际关系、婚姻调适、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等进行了横断面调查，结果提示已婚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满意度、代际融合度均高于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婚姻调适方面没有差异。也就是说，处于“4-2-1”家庭结构中间夹层的“双独夫妻”并不像大家惯常认为的那样，存在更多的婚姻问题。
      这些科学证据提示，中国的社会、家庭以及独生子女自己，对独生子女将会出现什么偏差、毛病有警惕和忧虑，因而对此做出了大量代偿性、发展性的努力，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家担心的“副作用”，甚至还使得独生子女心理发展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心理潜能、弹性能够发挥，让他们“意外地”强健。这些发现说明，科学家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尤其是在观察人的心理现象、人际系统，如复杂的家庭模式、亲子关系时，不能简单地用直线式的因果思维，而是要用系统思维强调的“循环因果”观点来看待各种互动影响；否则，静止的、局部和悲观的观念，容易导致非黑即白、以偏概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