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大型设备制造企业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先进的加工设备，在单位职工中却找不到合格的操作人员。厂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选派一名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出国接受培训，作为这台设备的操作人员；该毕业生到了操作岗位后保持其“干部身份”；该大专毕业生培训学习归来，三年内带出一名徒弟后，可以回到原来的技术员的岗位。
如今回头看这个“老故事”，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些可笑，如今的企业和毕业生，早已淡化了“干部身份”这个概念。造成这种时世变迁的原因，除了用人机制、就业观念的变化外，还有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化的社会大背景。
促成“大众化”的因素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中，就业岗位的层次的分布是呈三角形的，从顶端向下，各岗位层面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逐渐下降，数量逐渐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遵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的，“供需矛盾”决定着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分布和就业层次、薪酬水平等状况。当高等教育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时，高等学校毕业生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是毕业生的“卖方市场”。此时，社会提供的“精英”岗位充足，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主要在社会较高层次的“精英”岗位上就业。这种精英式的就业，在计划分配的毕业生就业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按照“国家干部”的身份，将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专门的或专业的岗位上。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学毕业生被人羡慕、尊重，甚至是被推崇的“社会精英”。这种观念多年来严重地左右着大学生的择业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的高校毕业生约100万，基本上摆脱了供给的“紧缺时代”。毕业生的就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专科毕业生就业开始变得困难。
随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扩大招生，到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超过320万，2003年计划普通高校招生335万，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2003年大学毕业生达到212万，2004年将超过250万，在2010年之前，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350万以上。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GDP的增长将保持在7%￣8%，社会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除非第三产业超常规地、突飞猛进发展)是一个在600万￣900万之间的“常数”。其中，传统意义上的“白领”或“精英”岗位是少数，更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初级工作岗位。在这种形势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将向社会就业岗位的“三角形”靠近底端的方向移动，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精英”岗位就业，另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非精英”岗位就业。这必然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精英”走向“大众”。
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众化，除了由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我国处在经济不发达阶段时，初中毕业生即被认为是“人才”。工厂招收工人，能够招收到“初小”毕业的就可以了，招收到“高小”毕业的就是高文化水平的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对劳动者受教育的层次的要求亦随之提高。进入21世纪，这种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要求，提高到空前的水准，促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更多地进入普通劳动者的序列。
社会职业和岗位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从实现小康，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职业和岗位；另一方面，社会所提供的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精英”岗位或“白领”职位类的高级工作岗位，也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现代化的过程中变化，引发了传统意义的“蓝白领”界限的模糊和标准的变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随着社会职业和岗位的发展走向“大众化”。
走向“大众化”的信号
2002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在职业教育中实行毕业证书与职业技术证书“双证并举”的要求。这清楚地表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向操作技能型转变，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对口的就业岗位必然是生产操作第一线。
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在高精设备或现代化生产线上从事操作、维护等第一线工作的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大大地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到这些生产第一线工作，使这些岗位的从业者自然而然地随之成为“高级蓝领”。
新兴的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公司、网络公司等，雇佣的员工中80%￣95%以上是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从事编写程序、设备调试和维护、实施工程等第一线工作。如果以管理与生产第一线的岗位作为区别“白领”与“蓝领”的标准，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应当属于“蓝领”。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第三产业必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将要从现在占GDP的不到30%，上升到50%左右。现代化的第三产业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险业；法律、审计、财会、投资、心理、职业、出国留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业；各类经纪人和中介机构；文化教育业等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中的半数以上者是取得大学学历的人员。应当说，在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一线岗位就业，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表现。
面对“大众化”的挑战
高校办学层次将进一步“分化”。普通高等教育按照大类来分，可以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专科生教育。承担这些教育任务的普通高校客观上也是存在着层次的区别的。清华大学的方惠坚等人在其撰写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将我国高校分为4类：“研究教学型大学”，全国约100所，其中约10所国家重点高校争取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全国约300￣400所；“教学型学院或大学”，全国约450—550所；“社区学院”，以大学二年制教育及专科、职业教育为主，全国约600—700所。这样划分高等学校层次的观点，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科学，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各层次的高等学校承担着不同规格的人才培养任务，它们培养的毕业生要为社会需要的各种岗位层次服务。因此，在不断扩大的高校队伍中，高校之间将随着其承担的培养目标在社会竞争中的自然定位，而进一步地分化，除少数研究教学型院校主要以培养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为主，走“精英”的培养道路外，其他90%以上的院校必然要走“大众化”的培养道路。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分化”和竞争，将促使高校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
高校要重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除了少数高校向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院校的目标进军之外，绝大多数高校面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定位，改革和探索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从毕业生就业的角度看，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专科教育的层面，一方面，就业困难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上；另一方面，社会需要高等职业技术毕业生的一些岗位，如数控设备的高级操作人员，社会有很大需求，却招不到人。与此同时，每年专科生(含高职生)的招生数量却超过本科生。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的局面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形成专科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方面来看，是培养目标与需求错位造成的。社会对此的评价是：同类学校培养趋同，没有各自的特色，既无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无实际的操作技能。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非常高，探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遵循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二是培养上做到了“人职匹配”，质量高、有特色；三是学校从上到下，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因此，如果从大学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各高等学校的发展的话，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毕业生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和培养质量，做到人职匹配，办出高等学校各自的特色，抓好就业指导，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他们的职业生涯，做好就业推荐，提高就业率，使高校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21世纪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中国教育报》 （2003年3月5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