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汇编成《上海新就业群体城市融入指南》（简称“指南”），并以线上电子版的形式，向全社会发布。

多年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葛天任对新就业群体如何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展开了持续的深入调研。记者邀其对上述“指南”作解读，并为这份“指南”如何积极发挥作用、助力新就业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出谋划策。

本报记者 柳森

把工作做到市场主体和新就业群体的身边、眼前

城市周刊：2018年，您开始围绕以外卖快递员群体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展开深入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此后，您又将研究对象外拓至更广泛的新就业群体。此番“指南”正式上线，您第一时间就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可否请您先解读一下这份“指南”上线的重要意义？

葛天任：自2018年带领学生将视线投向外卖快递员群体，展开深入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一晃8年过去了。这段经历与时光，不仅让我的研究工作与以外卖快递员群体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结下不解之缘，也使得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断推向纵深。

如果说，研究伊始，我们的核心关切，还只是全方位认识以外卖快递员群体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看到这个群体及其工作对城市基本运行与生活保障的重要价值，意识到不少人对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缺乏基本了解与尊重，那么，经过多年的跟踪研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如何让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其融入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获得政策上的支持，是我们这个社会积极应对智能社会带来的新问题的重要“压舱石”之一。

如今已不是新名词的“新就业群体”，包含却不拘泥于配送运输类的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出行服务类的网约车司机、代驾人员，数字内容类的网络主播、短视频创作者、自媒体运营者、网络作家，生活服务类的网约家政员，自由职业类的远程程序员、自由设计师、在线教育讲师等。

短短几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纳入新就业群体的新职业名单越来越长，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略作归纳可以发现，新就业群体职业大多伴随平台经济发展形成，劳动关系呈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特征，具有来源渠道广、就业方式灵活、年轻化程度高、职业流变性高等特点。也因此，如何服务、凝聚新就业群体，如何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如何助其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上海，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新变量”。过去两年，上海共搭建街委会、楼事会、园务会等治理载体1189个，挖掘带动近1.3万名新兴领域能人达人成为城市治理新力量。

从这个背景来看，“指南”的上线，无疑是上海在党建引领下，把工作做到市场主体和新就业群体身边乃至眼前的又一力举。

为相关政策的开启与优化迈出更好的“第一步”

城市周刊：有别于过往比较常见的“规划”“导则”，“指南”二字是否体现出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意识？

葛天任：可以这么说。在线上点开如今这份“指南”，内容覆盖证件办理、入职签约、住房安居、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教育提升、工会服务、友好场景等9大板块。考虑到让初到上海的伙伴们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可就业、能成长，最主要的公共服务板块和入口基本上都覆盖到了。等于是政府部门在梳理了新就业群体生活中最典型的急难愁盼问题的基础上，以集中展示服务接入口的方式，集成了大部分可以马上提供响应的公共服务。

相信随着这一具有一定创新性和行动性的政策举措的推出，可以为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融入城市治理提供方便，便于大家知道该怎么融入、在哪些重点领域可以融入、融入到什么程度，也为相关政策的开启与优化，迈出了更好的“第一步”。

毕竟，初来乍到者遇到的现实困难是具体且个性化的，很有可能是“指南”无法完全覆盖的。知晓了“指南”的存在以后，通过它来咨询情况、寻求支持与帮助的，将不局限于初来乍到者，也包括数量更为可观、已经在上海落脚了更久的伙伴。

相关服务入口的集中展示，不仅亮明了服务内容、展示了为服务不断精进的决心，也为相关政府部门收集、研究更具体、细致的第一手情况提供了渠道，使相关工作做得更精准、细致、到位具备了更扎实的基础。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真正要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积极参与社会，融入城市治理，仅靠这份“指南”是远远不够的。

能让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进而收获成长的核心，包括收入增加、劳动权益保障、党员发展、平台算法的治理等。尤其是，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发展具有过渡性特点，其身份界定仍存在模糊空间，往往是我们既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管理体制、基层治理体系等暂时无法全方面适配的。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城乡融合大背景下有待在未来发展中不断破解的结构性问题，还面临着不少制度性障碍，不是一份“指南”就能够解决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南”的信号意义与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它的存在可以为不少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对它的功能定位与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知。

为城乡进一步融合注入希望

城市周刊：您刚才提到，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发展具有过渡性特点。能否准确理解这种“过渡性”特点，是否也是有关部门精准施策的必要前提？

葛天任：基于我们对智能革命背景下平台算法治理与数字劳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严格来说，相当一部分新就业群体从事的是平台经济下的新型职业，属于新的雇佣劳动关系。数字平台经济的管理方式不仅重构了数字劳动新模式，也带动了劳动就业模式的转型，即变得更加个体化、非正规化。

大量新型就业模式的涌现，在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过去从未想象过的职业机会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生代劳动者的就业思维变化，特别是造就了他们更强的择业灵活性。

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能够在择业上发挥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自然是一件好事。而站在为他们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的角度，流动性高、居住分割性强等现实状况，会为公共服务资源的对接带来困难。

但联想到如果全社会都能对新就业群体给予基本尊重，认识到他们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给予培训或发展机会后，这一群体将为城乡融合发展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包括我在内的政策研究者没有理由不努力，为相关问题的改善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能没法在短时间内为他们融入城市扫清一切障碍，但为城乡进一步融合注入希望，更好地围绕新就业群体做好服务和凝聚工作，政策施力点还是很多的。

比如，在为初来乍到者提供落脚之地方面，这些年，包括上海在内的城市想了很多办法。仅以上海为例，各区县推出的服务点包括但不限于“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新就业群体驿站”等。前不久，长宁区华阳路街道“暖新巢”新就业群体驿站刚升级为24小时运营。在党群服务中心、街区党组织、沿街商户和企业站点的共同参与下，驿站能提供的服务不断丰富。

城市周刊：“指南”的推出、驿站服务内容的拓展，在无形中营造了一种更友善、更有助于潜在问题解决的氛围。前不久，记者在一家养老院采访，院长提出了希望为落脚困难的护理员申请到“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过渡性暂住的想法，但因为心里没底，便与记者讨论起来。

葛天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很支持这位院长这么做。上海的老龄化问题突出，需要大量护理人员。且很多护理人员完全符合我们对“新就业群体”的定义。新就业群体与外来务工人员存在大规模的交集。从这一点来讲，也应该积极推进针对所有外来务工群体，尤其是传统农民工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

对于这位护理员，希望院长主动尝试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找到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针对新就业群体，他们最迫切需要哪些服务与社会支持，这些服务或支持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接、落地，才更精准、高效，更有望落到实处，我想，这些问题只有在社会各界都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寻求支持的过程中，才会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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