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热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表述并非简单的政策升级，而是意味着“人工智能+”行动下，中国数字经济正在从“数字化”迈向更深层的“数智化”阶段。

根据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蒸汽机、电力和信息技术等通用技术一旦成熟，往往会重塑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组织模式，从而开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当前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正被越来越多学者视为新一代通用技术，其意义不仅在于技术能力提升，更在于可能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形成。

与传统数字技术不同，人工智能更像是一种“生态型技术”。它并不是通过单个企业或产品改变市场，而是通过产业生态系统发挥作用：算力与数据构成基础设施，大模型平台提供通用智能能力，行业模型企业将其与专业知识结合，而大量场景企业则把智能能力嵌入具体业务流程，形成层层扩散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因此，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产业生态的竞争。美国围绕OpenAI、NVIDIA等企业，已经形成从芯片、算力到大模型与应用平台的AI生态体系；中国则以华为、DeepSeek、阿里巴巴等企业为代表，加快构建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平台和产业应用的本土生态网络。与此同时，以OpenClaw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系统，正在对既有数字生态进行智能化改造，使AI能力能够嵌入电商、办公、研发等具体场景，进一步放大生态协同效应。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决定人工智能经济影响的，不仅是模型性能，更是AI产业生态中，生态能力的形成与释放。生态能力越强，人工智能在经济体系中的渗透就越快，并最终形成具有长期竞争力的生态竞争优势（ecosystem-specific advantages）。

从这一视角看，今年两会强调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配置和“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本质上是在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未来数字经济的竞争，或将不再只是平台规模的竞争，而是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竞争。谁能率先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中占据主动。

本文作者周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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