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是一场覆盖方方面面的“倒U形变革”。

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看，“双碳”狭义上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广义上则包括全部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等。

需要指出的是，碳中和并不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零增长。理解碳中和，需避免两种误区：一是把碳中和理解为绝对的零排放；二是把碳中和理解为高排放、高中和，没有实质性的源头减排。

从环境与发展的视角来看，“双碳”不是就环境论环境，其发展本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脱钩。由此，理解“双碳”发展，也需避免两种误区：一种是认为减少排放就要降低发展；另一种是搞发展就要先有碳冲锋，然后才能降下来。

举个例子，控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不是简单地控制人均用电和总电力增长。如果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和绿电，就不需要“一竿子打死”。事实上，中国的人均用电量大约为5000千瓦时，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

从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的视角来看，1750年以来，世界上的几次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都是增加碳排放；当下的“双碳”，则是一场对以往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内涵“反其道而行之”的大变革。

与碳中和有关的科技创新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内容的零碳技术，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降碳技术，三是用自然和人工方式吸收碳排放的负碳技术。虽然当前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化有成本，但我们正处在学习曲线的起点上，早期行动的收益会随时间而增长。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视角来看，各个国家的影响和收益有所不同。发达大国是历史上的排放大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是排放小户，却是受损失的大户。实现“双碳”需要群策群力、合力攻关，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历史累计排放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长久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上坡曲线。碳达峰是要进入一个平台，使碳排放达到稳定的“天花板”；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从“天花板”开始明显下降，最后让排放和吸收达到中和。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对“双碳”发展有非常系统的思考和布局，不是就事论事谈减碳，而是要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就现实排放情况而言，我们如何以符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精神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大国，14亿人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需要把国内的事情干好；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在国际上承担与发展中大国相适应的责任。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个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仍然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900年至2019年的全球人均累计排放量是209.62吨，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是157.39吨。粗略估算，中国到2030年达到峰值，不会超过届时的全球人均累计量。

另一个是当下的人均排放量是按照生产端计算的，实际上掩盖了在中国制造、欧美消费情况下的真实人均排放量。按照生产端计算，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7.28吨；但按照消费端计算，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6.41吨。

实际上，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承担的世界责任在不断自我加大。以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为例，有三个主要的时间线：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国第一次强调强度减排；2015年巴黎会议，中国提出到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这已经比2009年提出的强度减排高了一个层次；2020年格拉斯哥会议之前，中国宣布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知道，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节点是2050年，而它们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了100多年。中国真正启动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后，但我们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仅比它们晚了10年，充分体现了中国承担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是“说到就要做到”。

既可以保持经济社会增长，又能对抑制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为何会作出“双碳”的战略选择？这里，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例，和大家展开说明。

关于碳达峰，分析起来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景：

一种情景是一切照旧，走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排放道路，我称之为A模式。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平均水平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0吨，美国则高达人均20吨。这里仅指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在内，碳排放量估计还要高出20%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10吨的数字，中国14亿人口到2030年就会是140亿吨。我们2020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是100亿吨。接下来再增加40亿吨，这个数字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触动的。

另一种情景是要求激进减排，我称之为B模式。美国的一些人说，中国现在不是往上走碳达峰的问题，而是应该往下走碳减排的问题。现在全球人均排放量是5吨左右，如果要我们在2030年减少到人均5吨，14亿人总共是70亿吨，这实际上就是用二氧化碳减排来抑制我们必要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理性推算，中国到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人均排放8吨是可以接受的目标，即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105亿吨至110亿吨左右，我称之为C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我们的人均排放最高点可以比发达国家低2吨。同时，我们接下来只增长排放10亿吨左右，人均GDP却能实现倍增。

根据规划，到2035年左右，我们的人均GDP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靠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必须走出一条既可以保持经济社会增长、又能对抑制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的现实可行路径。

既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也要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

中国要实现“双碳”，最大的挑战来自四个方面的结构问题：一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二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以汽车公路货运为主的交通结构，四是以城市土地扩张、功能分离为特点的建设用地结构。

四个结构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即能源非碳化的问题、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出行模式和交通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的问题。

就实现碳达峰而言，要理解三个要害点：

首先来看能源结构。我们当然要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比如每年争取增加一个点。但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仍然只占整个能源结构的25%。所以，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能效改进工作。一方面，将煤、油、天然气三者合起来的比例降至2030年的75%左右，其中的煤要降至50%左右；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

中国现在万元GDP的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左右。按照这一比例，能源强度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能源效率改进可以起到的大作用。

再看终端消费部门。能源终端消费一般分成四个部门，即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一般来说，电力和工业属于生产型、制造型，建筑和交通属于消费型。今天，中国的电力和工业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实现碳达峰关键要做好这部分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先把排放量占比45%强的电力部门推到碳交易所进行交易。

建筑和交通也很重要，但2030年之前它们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相对比重会增长。因此，关键在于高水平发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

最后看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的关系。能源替代和能源效率合起来构成碳生产率。假定我们的碳生产率最大可以达到5个点，要使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零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要从7%以上调整到5%左右。所以，实现碳达峰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高质量发展与调控速度增长是有关系的。

生态文明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文明或发展问题

“双碳”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有何意义？实现“双碳”，社会科学又可以做些什么？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就要求碳生产率的改进要提高到5%左右。如果达不到，就要用碳汇碳捕捉技术吸纳剩余的碳排放。所以，今后讨论经济增长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结合起来考虑，作出最优化决策。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公平问题。

有观点说，中国现在的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但我们认为，人均排放量应该按照历史累计计算。研究证明，从1900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实现碳达峰，仍然可以在不高于世界人均累计排放的水平上实现现代化。由此，在国际上如何有章法地讲道理，是学者可以研究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世界上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多按照生产端计算，生产多少产品就有多少排放量，不管产品中有多少是其他国家消费。如果把生产端计算变成消费端计算，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可以减少10%以上。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同这一计算方式，也是学者可以进一步发力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是国家治理问题。

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治理，美国在参与全球二氧化碳治理问题上已经翻过两次烧饼：第一次是克林顿政府签的协议，被布什政府上台后推翻了；第二次是奥巴马政府签的协议，被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翻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待二氧化碳问题是两个极端。它们的政策不是向一个方向收敛的，而是随政府变动而不断震荡。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发展，就像对待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有国家力量和长期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旦作出了承诺，就会全面布局、坚决实施。最近就有外媒报道，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声誉远远高于美国，特别是中国的气候应对政策具有非常高的得分。

第四个方面是生态文明问题。

许多人把“双碳”看作单纯的环境问题，认为这是搞环境的人需要关心的事情，其他人可以不关心、不了解。事实上，国家决策层是把“双碳”发展看作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强调“双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革，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意义。

从“双碳”发展角度来解读和研究生态文明，需要讲清楚生态文明并非单纯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文明或发展问题，而是生态与文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系统整合。

第五个方面是思维文化问题。

以往我们搞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常常用的是线性外推的思维方法，现在是自变量，未来是因变量，简单线性地从现在推断未来。

“双碳”发展则需要引入一种愿景回溯与目标导向的思维方法。例如，未来的碳排放是自变量，现在的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是因变量。从预期的情景倒过来改变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用地结构等，这就是一种愿景回溯。

诸大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链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journal/detail.html?date=2022-03-08&id=330940&page=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