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要更加重视研发人才密度、拔尖创新人才质量以及人才进入科研和产业创新岗位后的使用效率

科研评价要更多关注高影响力成果、原创性突破以及知识进入技术和产业的能力

高校与企业之间要通过联合培养、共同研发、知识产权安排和技术转移机制，把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衔接起来

本报记者 李蕾

9月19日，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同济大学STEM教育智库发布全球STEM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从“政策与资源”“教育过程”“成果与影响”三个维度观察不同国家STEM教育发展状况。中国在本轮纳入评价的50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二，“教育过程”维度保持第一，“成果与影响”维度位列第五。

综合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新加坡、瑞士和韩国。中国综合得分为86.34分，继续位列第二，美国以86.43分位居第一。

从具体指标看，中国在STEM毕业生规模、国际学科竞赛、PISA测试等反映学生能力与人才培养成效的指标上表现较好，较大的人才培养规模和教育过程优势成为中国综合排名保持前列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各维度表现并不完全均衡。“政策与资源”维度位列第十七位，低于其综合排名；“成果与影响”维度位列第五位，其中“知识贡献”子维度位列第二位。该子维度综合考察科研产出增长、学科活跃度、论文影响力、专利关联和高影响力期刊发文等多个方面。总体来看，中国在STEM教育过程和知识贡献方面表现突出，资源与支撑条件方面的位次则较为靠后。

同济大学研究团队认为，发达国家真正值得关注的优势，不是每一个单项都高于中国，而是体系的均衡性和转化能力。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在政策与资源、教育过程、成果与影响三个维度上总体较为均衡，其优势更多来自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科研产出和创新应用之间较稳定的衔接。中国目前则具有较明显的过程驱动特征：人才培养端表现很强，科研规模扩张也很快，但资源条件、国际化程度、科研质量和产业连接尚未完全同步。这样的结构有利于快速追赶，却不一定能支撑长期领跑。越是在综合位次靠前的时候，越要警惕总量和规模指标带来的“高分遮蔽”，不能把局部优势外推为整个体系的全面优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分析，面向“十五五”，中国STEM教育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从人才培养走向体系竞争力培养。

人才培养不能继续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而要更加重视研发人才密度、拔尖创新人才质量以及人才进入科研和产业创新岗位后的使用效率；科研评价不能满足于论文数量和增长速度，而要更多关注高影响力成果、原创性突破以及知识进入技术和产业的能力；高校与企业之间也不能停留在项目合作和形式上的产学研结合，而要通过联合培养、共同研发、知识产权安排和技术转移机制，把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衔接起来。与此同时，还要保持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维持我国与全球高水平知识网络的连接。

张端鸿认为，下一阶段真正重要的，是让已有的人才优势和教育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原创能力、技术突破和产业竞争力。

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journal/detail.html?date=2026-09-21&id=535463&page=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