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同济大学副教授葛天任及其研究团队发布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书籍《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引起业内外关注讨论。

据悉，研究团队连续两年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共收集1559份电子问卷和近9万字的访谈记录，全面分析了数字递送工人的群体画像、工作现状、职业发展等。

研究结果显示，78.21%的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21.99%的受访者仅工作不到3个月，从业年限不到一年的受访者有近50%。同时，在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中，有77%的劳动者未接受高等教育。

从业年限达3年以上的数字递送工人仅占21.79%（图源：《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在接受调研时，很多配送员都表示当前职业只是一份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作。被问到“未来职业规划”时，配送员选择最多的答案是“回家置业”，占比达29%。当问及“想定居上海吗？”，表达肯定意愿的配送员只占总人数的31.67%，而明确表示不想在上海定居的比例高达40.51%。

仅有8%的配送员在未来职业规划上选择了“留沪晋升”（图源：《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这意味着，从事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更多将“过渡性”作为首选；大部分劳动者获得一份稳定收入并有所积蓄后，更愿意回到老家、回归家庭，置办小本生意，自主经营。

研究团队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源自劳动者的自主选择。对他们而言，频繁地更换工作恰是某种个性化的彰显，也是审慎规划职业的理性选择。

此外，数字递送工人对工作地抱有一定的过客心态，其对现居地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是不少数字递送工人认为“四险一金”缴纳与否的意义并不大。

23岁的外卖骑手李先生表示，来上海一年多了，现在一天跑40单以上没问题，月薪能有7000多元，“现在的工作目的就是赚钱，攒够了钱就回重庆老家建个牧场，这是从小就有的理想。”

这样的心态在外卖员群体中成为了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今年发布的《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也显示，不少受访者将外卖骑手职业作为回乡创业前的“过渡性”职业，有71.1%的骑手在返乡后计划创业或做小买卖。

另一重要原因是，配送员这份“过渡性职业”能帮助数字递送工人实现阶层的向上跃迁。

研究显示，与上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相比，这一代数字递送工人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升。很多骑手通过自身的学习和积累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实现了一定的发展，从而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社科院的调查也提到，超半数的外卖骑手职业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

以80后骑手李杰为例，在广州从骑手一路打拼到站长，李杰成了站点晋升最快的青年。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后，他返乡做起了外卖平台乡镇合伙人，为商家增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老家居民们的“家门口”就业问题。李杰认为，回乡创业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

“虽然数字递送工人群体是新职业群体，但他们并非凭空产生，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下独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葛天任认为，该群体普遍持城市过客心态，且劳动工作性质与生活系统失衡，其职业技能提升路径、 职业尊严、情感与社会尊重需求等更需要“系统升级”。（裴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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