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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的决策模式
周向红

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需要有所创新和提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所采用的由上而下的决策模式，虽然有速度快、效率高等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弊病，比如：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等。因此，在保留传统模式的同时，应该导入一些新的模式。如ＢＯＴ模式，决策主体只负责构建一个决策框架，具体的操作和执行细节则由基层和执行人员自行操作，主体在过程中注意转换、协调、监控。决策主体把工作重心从原来的“划桨”，转移到“掌舵”。再如ＢＯＴＴＯＭ—ＵＰ模式，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即根据基层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制定一些相关的决策，从而使问题得到迅速处理。
导入新模式一方面需要决策层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决策技术，如网络平台，可使信息多元化、迅速化；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组织决策系统等新型决策技术，可使框架尽可能具有平衡性、可操作性等特点。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建设适应新变化的政治文明
陈明明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党中央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思考和新认识，也是执政党实行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重要里程碑。提出建设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发展逻辑，加入ＷＴＯ则表明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化潮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经济社会体制业已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中国无疑需要重新盘点自己的政治遗产，重新审视和评价现存的世界政治文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其次，政治文明就是文明政治，文明政治的对立面是野蛮政治。政治文明的提出，不仅是对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野蛮政治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我们以往经历过的革命政治的深刻反思和超越。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相继发生重大变化，权力要素不断流入地方与社会，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日益加强，这种状况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政策决策的民主性、政治更替的程序性、政治过程的灵活性、政治管理的艺术性等要求越来越高。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已经成为关涉“全局性作用”的重大课题。而政治文明建设正是代表了建设一种新政治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生态环境需求的开放的积极精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充分重视公共理性
秦德君

所谓“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实现高度沟通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政党理念与价值。这种理性本质上是公共的、民意的，是一种社会约定的意识，具有“公理”性质。公共理性是社会公共伦理，是国家政治的伦理参照，是政党执政的潜规则。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主要包括七个方面：１、“合法”理性。这是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有助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２、“宪治”理性。宪治是政党政治理性之所在。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表明了党依靠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法治取向。３、“制度”理性。制度理性是现代化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４、“科层”理性。实行科层制有利于形成政令统一、管理效能高、稳定的管理秩序。５、“权利”理性。权利理性相对于“权力理性”而言，更看重执政机制中内在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建立，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公共执政、公共行政的参照系和出发点。６、“公民”理性。公民理性要求必须客观、正确地看待本阶级以外的其他劳动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民族的利益共同奋斗。７、“创新”理性。创新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解放日报》 2003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