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仁彪
　　关于李国豪校长主政同济大学时提出的“两个转变”（从理工为主的办学方式向综合性学科育人模式转变，从闭关自守的办学方式向恢复德国传统的开放性办学方式转变）的办学思想的战略意义已经讨论了很多，许多当年亲历的前辈师长的陈述和回忆也已经基本完备。我以为这是同济大学在中国现代高教发展史上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页，还值得教育研究者们继续深入探讨。
　　李校长晚年非常关注的这场高教体制改革，因其触及面之广和变动之大，至今余波未息，仍被议论纷纷，甚至褒贬不一。但作为高教研究者，我却认为其价值与意义将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它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全国性的 “院系调整”来了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也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教强国建设作了一次“强筋壮骨”的热身运动和基础再造的战略调整。这场巨大的体制变革创造了打破不同管理体制、实现完全融合式的并校改革的“同济模式”，已经退居二线的老校长不仅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地指导同济通过两次并校改革，成功抓住了实现恢复综合性大学这一几代同济人夙愿的契机，而且运用他曾经担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战略远见，为这场改革谋划全局，几次向高层领导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建言，表现出了战略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智慧。
　　“两个转变”由李国豪校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就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提出，以“两个恢复（恢复对德联系和德语教学、恢复综合性大学）”为核心。作为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高教院系调整的结果的“工科大学”要不要发展文科，能不能提“恢复综合性大学”，一直是一个敏感而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虽然有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以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对于大学要不要面向世界开放办学，大学的学科设置有没有自主权，仍然是有争议的。
　　众所周知，同济的恢复德语教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对外开放战略。1978年9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北京会见来访的联邦德国科教部国务秘书时，已谈及同济大学恢复用德语教学和与联邦德国加强联系的问题；9月22日那位联邦德国国务秘书访问同济直接就此进行会谈，双方对加强联系、互派留学生、共同进行科研都表示很大兴趣。10月间方毅访德再谈同济大学的恢复德语教课传统和重建对德科教联系问题。11月16日方毅对同济《关于我校恢复用德语教学传统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
　　请刘西尧同志研办，此事我已面告过，应抓紧进行。德方也同意同我合作，大力支持。
　　至此，同济的第一个转变，即大胆尝试迈向开放型国际化办学的“恢复用德语教学”得以顺利开局，随后紧锣密鼓地补充德语师资、举办德语培训，“德语热”在同济迅速兴起。
　　但紧接着开始的第二个转变——“恢复综合性大学”，则远未那么简单顺利，而是坎坷重重，波折不断，既涉及当时政府办学所实行的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与整体框架的变动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对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历史功过评价。按亲身经历者李国豪的说法，那场高校院系调整是一次中国高教的“伤筋动骨”——这个评断可谓言简意赅。
　　1978年底李校长大胆提出的“两个转变”，就是要“拨”“伤筋动骨”之乱，“反”大学理念之正，以“续”同济大学对德（外）开放性办学之“筋”，“接”5大学院并存的综合性大学之“骨”——我所理解的“续筋接骨”。然而，粉碎“四人帮”后的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教改革总体上还是停留在“拨‘文革’之乱”，“反（归）”正常教学秩序之“正”（恢复被“文革”中断、打乱和破坏的教学秩序，回到“文革”前17年的教育体制上），而在计划经济和政府包办高教的体制大背景未变前提下，教育改革还难以深入对“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的反思。所以，变动幅度更大的以“恢复”“伤筋动骨”前的同济大学为目标的“续筋接骨”之举在当时难以顺利实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历史记载，1978年11月22日、12月6日同济大学副校长翁智远教授两次赴京向教育部汇报同济大学的改革方案——相信第一次带回了关于恢复用德语教学传统报告的11月16日的方毅副总理的批示和11月20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提出具体要求的批复，第二次是携带了校长12月4日签发的《关于将我校恢复为综合性大学并与西德建立联系的报告》（同办78字第59号文），并为落实这个报告而去的。根据翁校长发表在《同济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上的《一代宗师铸同济——缅怀李国豪先生》一文所说，该年12月：
　　教育部根据我校报告提出的内容要求，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同济大学恢复为综合性大学并与联邦德国建立联系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内的八位副总理的批示同意。同月底，上海市教卫办批复了《关于同济大学与联邦德国建立联系、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意见》。
　　——此乃一说，出自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大致不会错。但是，对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同济大学的报告究竟是同意“两个转变”还是仅为恢复使用德语教学这一个“转变”，却仍存疑。另一说以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8位副总理批示的不是翁校长所说的“恢复综合性大学”的那份报告，而是后面那份上海市教卫办批复过的12月21日的“建立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报告，或曰呈送的是关于“多科性理工大学”的报告——后来的表述更多的就是这一提法，我以为这个提法出自教育主管部门，应较为可信，因为这符合当时官方的高校分类法（即“综合”、“理工”、“师范”、“财经”、“农林”、“语言”等高校划分法）对同济的定位。而校史馆陈列的一张照片是教育部报国务院的《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请示报告》，编号为“79教高二字004号”，上有签署方毅名字的“拟同意，转邓副主席……同志批示”的字样（该照片中各位领导名字上尚未有圈阅的笔迹，由此可以推论，此即方副总理批示后尚未送出的文本）。由教育部高教二司（该司主管理工类高校）编号的该文件的标题中既无“恢复为综合性大学”的提法，也取消了“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字样，相信这是教育部正式报告国务院的原则意见，既不同意恢复综合性大学之事宜，也不愿涉及任何对既定高校分类定位的变动。
　　上面叙述中涉及同济大学的两个报告：第一个直接由翁校长带到教育部的12月4日的报告是明确表示要“恢复为综合性大学”的——这显然是李校长原来的提法，两个“转变”之本意就在于两个“恢复”：恢复同济对德联系的开放性国际化办学传统——在李国豪大学毕业的那年，即1936年初，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就已正式发函上海分会明确同济工学毕业生具有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同等资格，能成为该会上海分会的正式成员；恢复医工理文并存的综合性大学传统——当李国豪于1946年从欧洲回国时，刚从四川宜宾的李庄迁回上海的同济已经是一所兼具医工理文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了。或者可以说同济的“两个转变”之要害也正在于“两个恢复”：目的在于对经历前“院系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进行一次“拨乱反正”。第二个经与上海市教卫办几次协商修改后报送的12月21日的报告已改为“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显然是回避了原先旗帜鲜明的“恢复综合性大学”这一提法。前者的“恢复”一词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涉及对1950年代的全国院系调整的某种否定，这样的“拨乱反正”，显然是对1952年以来的既定高教格局的挑战，无疑会受到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反对，而教育部在报告国务院时则把涉及大学类型转变的字眼完全从标题中取消了，也就是只肯定并批准了同济大学的一个“恢复”。根据档案馆查到的历史记录，1979年3月2日李校长在学校领导的碰头会上报告了赴教育部汇报工作的情况，谈到教育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的消息，显然是指上述经由方毅副总理批转各位国务院领导的报告。
　　我想，之所以不再提“恢复综合性大学”，李校长一定是感到了压力。反正以后同济的官方提法基本统一为“多科性的理工大学”，言下之意就是“理工大学”定位不能动，“两个转变”基本只剩下一个“转变”了，因为所谓的“单科大学”是不被承认为“大学”的，只能叫“学院”，而所谓的“理工大学”已经限定了范围，只有“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还可以有“不为主”的其他多科。想想也对，民国时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就有规定，“凡具备3个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那时的学院还比较严格按照我们今天说的学科门类分设，所以同济1930年就开始筹设理学院，只是到1937年才真正成立。然而，时隔40年后，大学设置学科的自主权也没有了！同济大学的“两个转变”，一个伟大的带有新中国高教战略转折的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改革就这样被“修正”了：从“恢复综合性大学”到“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再到“多科性的理工大学”，不仅恢复文科专业的大门已被关上，恢复医科的计划也困难重重。李校长的破冰之举显然触动了当时由政府包办高教的体制的敏感神经，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受到来自理工科“重理轻文”习惯思维的影响和担心学校资源分配上的紧张而影响原有学科的利益的校内压力。
　　好在真理总是时间的女儿。同济大学提出的“两个转变”的深远意义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这次为撰写本文，查看了不少当时的档案材料，才发现李校长他们当年为推进“两个转变”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劳苦。李校长在1982年4月16日的教代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缺点”时，第一点就是“在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对校内外的情况估计不足”。这“估计不足”四个字背后包含着李校长和他的同事们付出的多少心血和奔波啊！
　　但是，李校长不畏风险、披荆斩棘推进的“两个转变”为同济大学开辟了跻身一流大学的道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两个转变”之“德语转变”已硕果累累：从四名老师的德语教学组到如今蔚为大观的“同济德语”，在国内赫赫有名，名列前茅，在国际上也已声名远扬。负笈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同济德语培训的几达一半以上。李校长亲手组建起来的“同济大学联邦德国研究所”及其担任名誉主编的《德国研究》杂志也已名闻遐迩。同济德语教师编写的各种德语教材和各类教辅读物成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响亮的品牌之一。当年同济恢复德语专业招进来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后在同济伙伴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建华教授，于2011年光荣当选国际日耳曼学学会主席，下一届国际日耳曼学大会将首度光临中国同济举办。当然，向德语转变是手段而非目的，拓宽眼界开放式国际化办学才是目的。随着“以德为主、博采众长”的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扩展为“以欧为主、博采众长”的同济对外交往特色，随着中德学院、中法学院、中意学院、同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学院等等的开办，以及日益扩大的留学生规模，国际化办学的道路越来越广阔。
　　尽管同济大学“两个转变”的重大战略未能如期实现，但李校长要在中国践行现代大学理念，建设国际化、综合性的新大学的信念毫不动摇。目标已经明确，坚冰已经打破，种子已经播下，基础已经打下。退居二线之后，名誉校长仍然神绕魂牵于恢复医学院、恢复综合大学的同济之梦，他期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的理念。因为他相信：Nachdem Dezember kommt wieder der Mai.（寒冬腊月之后，又将春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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