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3点20分许，踏进同济大学城规学院B楼会议室的王澍，和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教授卢济威，来了一个深情拥抱。
　　自从今年2月摘获素有建筑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后，王澍炙手可热。昨天恰逢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成立60周年，学院早被闻讯而来的同济学子团团围住——作为校友返校的王澍，在母校同济收获了别样的关注。
　　但这样的大场面对王澍而言，可能是陌生的。1995年王澍就读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我在这里呆了5年，认识我的人并不多。”王澍把这段读博时期，称为“幸存”期。他说，正是因为有了这5年“幸福地生存”，过得平静，他才很快在博士毕业后不久，迎来了自己建筑设计生涯上的爆发。
　　
导师曾读不懂王澍论文
　　在成为第一位摘获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公民前，王澍还获得过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
　　和很多知名设计师有“海归”背景不同，王澍土生土长，在东南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在同济攻读博士，如今任教于中国美院。但业界人士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王澍摘获的有含金量的奖项里，来自本土机构的极少。”
　　“非主流”，这似乎是王澍踏进这个行业起就被贴上的标签，论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
　　“我从大二开始就决定不听课了，一切要靠自学。”王澍坦率地承认，他对读了8年的东南大学感情纠葛颇深。这个“叛逆”的学生后来到同济攻读博士时，导师卢济威教授宽纳了他。
　　“我只记得我导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别人的论文怎么写，我都要管管；你的论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王澍回忆道，卢济威对他的“放养”，实为一种鞭策。“老师不管我了，我的压力就大了。”
　　读博期间，王澍健康地“潜伏”在校园里。一年四季洗冷水澡，一周踢几场球。待到博士论文成文送至卢济威手上时，这位资深教授却和身边一位同事说：“王澍的博士论文是篇好论文，但是我读不懂，你也帮我一起看看。”
　　王澍的博士论文以“虚构城市”为题，凝聚着这位研读建筑学的年轻人对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的思考。王澍说，这篇论文初稿形成于读博的第三年，待到第四年基本成文，但在和卢济威交流之后，他立马做了一个决定：5万字全部重写。
　　时至今日，王澍获奖，他当年在同济的师兄师弟和老师，开始依稀回忆那部手写的博士论文。有人至今珍藏，仍说看不懂。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看不懂”，也是很多人对王澍建筑作品的评价。最初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后来作为获奖代表作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美术馆，以及他参与的住宅项目“钱江时代”，争议从未平息。
　　昨天的座谈会上，王澍的昔日同窗好友也不忘再“火上浇油”。“在大学的时候，王澍就没有被定义为优秀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在同济也没拿到优秀论文。”
　　但从不受外界评价的影响或左右，或许正是王澍成功的秘密。
　　“有人说，我在杭州发展，运气极好，遇到了懂我的领导和开发商。但其实很多事情，也就自己知道。”王澍在杭州接手一个项目，和开发商的谈判曾一度中断，“要按我的脾气早就拍桌子走人了，但我太太送我八字诤言，让我坚持了下来。”
　　太太陆文宇给王澍的这8个字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王澍坚决不改的，是他对市场的“隔膜”。也正因此，王澍在很多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孤傲”。
　　可王澍说，他的偏执，根植于自己的了解。“我是一个智商中等的人，只会做我觉得对的事情。”
　　从来不受市场诱惑，也是卢济威最欣赏王澍的地方。多少学生到上海学建筑，只奔着留在上海。但王澍同济毕业后却匆匆去了杭州。
　　
谦和的“愤青”仍有锋芒
　　“那时如果留在上海，我最多是这一盆菜里的一股刺鼻的调料。”曾有一次，王澍深情回顾他当初的选择。于他而言，上海的建筑不是“中国”，但杭州可以代表中国。
　　喜欢山水画、爱喝龙井茶，不断地把“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水之间”的理念付诸实践。谈到王澍获奖，同济大学城规学院的一位教授说，“看上去是大喜事，其实也是狠狠为中国建筑界敲了一记醒钟。”因为，当今国内建筑界的主流，无不是向西方看齐。而王澍摘获普利兹克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保留了中国建筑的传统特色。
　　由于是庆祝同济城规学院成立60周年，圆头圆脑的王澍和昔日的老师、故友闲聊，礼让而谦和，言谈之间看不出一丝“愤青”色彩。
　　但王澍，终究还是王澍。论及大学的建筑教育，已经出任中国美院教授的他，话语仍然不失锋芒。
　　“我在同济读书的时候，觉得这个学校很开放、很自由、很放松。但除了这些，我也有一点没有全搞清楚，大学还坚持什么？”
　　有教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坚持什么，恐怕不是一所大学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城市必须思考的问题。”

　　　　　　　　　　　　　本报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