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末日预言，而是现实。
2012年2月中旬，一道形似闪电的裂缝，在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西侧地库出口处出现。这条长约10米的地缝，最宽处可以插入一指。在裂缝两侧，沥青路面呈现明显的拱起状。
数天后，施工方才设法将该裂缝填平。专家称，初步判断裂缝是在建上海中心基坑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沉降所引起。
10年前，一项经济测算启动。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导张维然带领他的团队，受研究地面沉降的权威部门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下简称“地调院”)委托，主导研究了一份长达100余页的《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报告(下简称“《经济损失评估报告》”)，称2001-2020年上海市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经济损失总额为245.7亿元。
沉降经济损失远超预期
2002年9月16日，由同济大学张维然团队和上海地调院合作研究的《经济损失评估报告》，在两位“两院”院士和其他9名专家的评审下获得通过。专家团对这份被列入上海市科委重大科研项目的报告评价是，“在经济评估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不久后，该报告中的评估数据就被政府引用，刊载于《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
“报告内容出乎专家团的预料”，张维然称，“我们首次把地面沉降同其造成的灾害联系起来，将一个地质问题转化为了经济问题。”
实际上，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共分为两部分。其一是《1921-2000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指出在该段时期内，上海因地面沉降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943.07亿元，平均年损失36.8亿元。
而其后的《2001-2020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则更引人关注，这份评估内容称，“地面沉降是加速潮灾、涝灾等自然灾害的风险源”，“由于上海市市政建设和高层建筑的建设以及周边地区继续抽取地下水的影响， 地面沉降趋势仍在继续”，最后通过模型估计的2001-2020年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经济损失，达到245.7亿元。
“我们的评估假定2001年以后控制沉降的措施与以前一样，城市建设的速度基本与以往持平”，张维然说，“但现在看来，上海城区面积已经扩大，大规模的地铁建设也在开展，高尔夫球场等严重耗费地下水的建设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甚至还有不少别墅住户在自家院子里打井取水，这个情况也较为普遍。”
城市最优容积率之辩
事实上，肉眼可见的警告已经一再出现。
2012年1月，上海地铁4号线海伦路站出现“不规则沉降”。2004年，上海市中环线邯郸路地道工程引起明显的地面沉降，周边楼宇裂缝最宽处达5.4厘米。当年11月9日，地道附近的复旦大学叶耀珍楼的消防水管突然爆裂。
这些现象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是由泥沙冲刷所形成的软土层结构。软土层地表具有“含水量大、孔隙大及压缩性大”三大特征，就像一块海绵，挤水的同时，会出现严重的变形。
而大量的地面和地下建设，以及开采地下水，使得软土层不堪重负。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就在今年1月的上海《文汇报》上撰文，力挺上海敞开容积率限制，提倡城市高密度发展。文章甚至畅想，未来上海成为高密度的“立体”城市，容积率可以达到15。
然而上海脆弱的软土地可能无法承载这一远大的畅想。上海市地调院沉降研究所所长王寒梅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早在2001至2005年，上海中心城区就形成了一个大漏斗区，其中一块就是大虹桥开发区。
上海市地面沉降动态监测资料表明，上海市区自1986年以来地面呈现不断加速沉降的趋势。其中，1986-1990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36.4mm，1991-1995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53.8mm，而在1996-2000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量达到了98.8mm。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同一时期内地面沉降速率较大的杨浦区、闸北区、虹口区、黄浦区和长宁区西部，皆为人口密集区。
5年动用210亿元防沉降
2006年10月，《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施行，正式将回灌等防治地面沉降的方法纳入行政管理范畴，也对超采地下水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标准。
5年后，由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编制的《上海市地面沉降“十二五”防治规划》审议通过。《规划》显示，在“十二五”期间，要确保上海全市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6毫米以内，减少差异地面沉降，缩小年均沉降量超过10毫米的地面沉降区面积，《规划》并表示要继续加大地下水开采和人工回灌管理力度，实现按区域、分层次地下水开采与回灌的动态平衡。
而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为地面沉降投入的资金已十分可观。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华文今年2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十一五”期间，在上海地面沉降的总体投入中，仅在管网方面的投入就有200亿元，而每年用以监测的费用则将近2000万元，另外在回灌方面的投入一年也在1亿元左右。
由此统计，在过去5年中，上海用以防止地面沉降的投资资金总额，至少已在210亿元左右。据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