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这个暑假，边远贫困地区的很多中小学校，照例又迎来了一波“支教高峰”——大学生一批批从城里赶去，热切地想要为那里的孩子做些事。但可曾有人想过：虽是爱心行动，但短期的、有点“随意”甚至“草率”的支教会给当地中小学生“带去希望，更留下失望”。
董亚宁是同济大学机械学院硕士三年级学生。连续几年参加大学生寒假、暑假支教活动后，他和同学们在甘肃贫困地区两个县20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一次深度调查，对象包括2000名中小学生、40名乡村老师。看着刚刚完成的《大学生短期支教实证研究》报告，董亚宁心里难过——“60%的当地中小学生在接触支教大学生后，感觉自己学校的老师教学水平不高；78%的学生认为，相比支教课程，平时学校里上的课很没意思，他们甚至因此对自己的老师产生了鄙视心理。”
当地不少老师和校长，如今对城里来的支教大学生，有些怕了！
支教的走了，学校乱了
5年前，董亚宁还是同济大学本科生时，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支教活动。
因为老家在甘肃山区，上大学的费用得到一位爱心人士资助，董亚宁一直有“回报社会”的想法。他和很多大学生一起，去中西部地区支教——那里的孩子很需要帮助。
支教过程中，有件事让董亚宁深受触动：有位支教大学生要孩子们逐个读几句英语，很快发现他们的读音都不准；这个“小老师”又很快发现并道出了原因——山区老师的读音有问题。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很认真地帮孩子们矫正发音。
岂料，就在支教队回上海那天，临别时中学校长私底下对同为“山里人”的董亚宁倒起了苦水：“教英语的老师现在麻烦大了，孩子们都不服他，都说他读音不准……可我们这里就这么一个英语老师呀！”
后来，董亚宁主动跟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长交流，得知此非个案，而是典型的“支教后遗症”。
对城里去的支教大学生，很多当地校长心里都犯嘀咕：有的支教“小老师”好心地想让孩子们接受素质教育，于是在上课时组织做游戏；有人索性扔掉课本，即兴发挥；也有人上课讲到兴头上，带着学生走出教室……“结果，大学生们走了，我们学生的心也散了，上课时会要求老师带着出去走走看看。”
还有的大学生在上课时，给孩子发奖品；有的带去电脑，用上了多媒体手段……这些教学条件和能力，支教者有，当地学校和老师没有。“他们一走，当课堂恢复到老样子，孩子们心理落差很大。”
据说，每次“小老师”走后，当地学校都要花费好多时间整顿教学秩序。
当面“乱许诺”，事后全忘光
支教大学生带去了“颠覆性”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更可怕的，是带去了“城市病”。
“城市学生到农村，看什么都新鲜，玩兴大发。”董亚宁有一次带一支90后大学生组成的支教队伍去甘肃一个贫困山区学校支教，“糗大了”：“村民种的核桃，城里人没见过，摸着摸着就摘下来了；清澈的小溪是全村的水源，学生们弄不清情况，夜里跑去洗澡、洗衣服……”
更缺乏责任意识的典型表现是，前去支教的大学生一冲动就“乱许诺”，答应孩子们以后保持联络，给他们送礼物……可一回到上海，答应过的事情就忘光了或者赖掉了。董亚宁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农村孩子很敏感，回信收不到、联络中断了，他们的自信心会很受打击——得到一点希望之后，是深深的失望！”
跟一些常设机构资助和组织的大学生支教不同，目前很多大学搞的支教一般只在寒假、暑假开展，活动时间不超过30天，学生通过社团、学生会或院系等报名。
短期、缺乏周全的考虑和谋划，正是这类大学生支教产生“后遗症”的原因。
很多报名支教的大学生缺乏事先准备，过多地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体验”而非一项要认真对待的任务。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到了现场也不注意“补课”，一味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结果在董亚宁们调查时，六成受访校长坦言，支教大学生给学校带去了“一些不良影响”，他们不再像最初那么欢迎，甚至开始找借口推脱。
一个个环节，落实改进
大学生支教怎么改进？去年，董亚宁负责一个名为“千叶草”的助学计划时，想出了新点子：鼓励从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带头回乡支教，“这批同学对农村不陌生，和城市同学结对，能避免一些问题。这也能减少当地学校在接待和相互协调上的负担。”
支教团队的成员都必须参加上岗前培训，在这个环节中，可以“过滤”掉那些凭一时冲动加入的人——“农村的孩子伤不起，很多城市大学生不明白这一点，有些人还真是不去为好。”
培训时，每个成员都拿到一本教学辅导书，以及给贫困边远地区孩子上课时用的一整套新课本，这是董亚宁们请教专家，根据那里孩子的特点编写的，体现了“千叶草”助学计划的理念：给当地孩子补充新知识，帮他们开眼界、添活力，但要与他们使用的教材和学校惯常的教学秩序衔接得当。
还有，“支教‘小老师’每半年或一年一换，应该每批都写下支教笔记，让下一批去的人了解当地情况和各种‘注意事项’，能顺利接上。”毕竟，孩子的课堂，不是大学生们“尝尝当乡村老师滋味”的试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