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可先生其实是个大顽童，小年轻们都是他可爱的小傻。
      当我乘坐上海地铁一号线，一路往西，繁华渐少，惊鸿一瞥，一轮滚圆的落日掉了一半在地平线下。苍凉击心。疑是在北京西郊。大可先生所在的莘庄，在上海西南，十几年前是郊区。他就这么偏居一隅，用“第三只眼”（非精英，非大众），旁观着上海和世界。
　　他对上海的感情实在暧昧。曾经他说，“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又说，它是“零度原创”、“情欲在尖叫”的地方。在2008年我做过的一个读书采访中，他坦承，居住在上海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上海把他列入了黑名单。那句俗话：恨之深，爱之切。
　　下文，大可先生自选讲述的三个地点，代表他生命中重要而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我可以用不同色块来形容。青少年期，在旧法租界太原路，那是灰色，聪慧少年怔忡于时代的迷局，那疯狂，颠倒的，饥饿的，阴郁，残酷的，那哀伤，悲剧性的；华美的地方，徘徊迷蒙的身影。中年期，在中国批评界声名正盛，到了天之涯地之角澳洲悉尼，却最是普通，谋生乃头等大事，清洁工等等什么活都做过，这是蓝色，宁静，自由，充满冥思，然而孤寂。目前他居住的莘庄，让人感觉是金黄色，宽阔，平和，够有境界，其文尖锐而有气象。
　　大可先生其实是个大顽童。很好玩很好玩。网络词汇用得比90后顺，什么新潮的东东都第一时间知道。和小青年们能谈得来。这些小年轻都是他可爱的小傻，都寄予殷切希望。但小傻们，暗自都有压力。他治学那么谨严，立身那么肃然。
　　朱大可，文化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批评家，“前卫文化”重要代言人，现代汉语的守望者。像是《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总一针见血指出文坛及社会的弊处、陋处。“文学正沦为弃妇”，“中国社会零度诚信”……其言在耳。曾移居澳洲，相对于西方文化世界，澳洲处于边缘位置，如今他居住在上海的边边上莘庄——他称之“边缘人的村庄”。5月3日，湖湘地理记者在上海莘庄访问朱大可。
      上海徐汇区太原路（1959-1977）
　　普希金铜像和碑体倒地，地面出现大坑，冒出幽蓝的火光。这是一个关于诗人命运的隐喻
　　朱大可童年少年时光在太原路（属徐汇区）度过。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随全家搬到太原小区，“这是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当时号称‘外国弄堂’。都是西班牙建筑群，墙垣攀爬着爬山虎，后花园生长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房子窗户特别小，门多是半圆形，室内比较阴暗，夏天闷热，并不适合人居住，但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房子；极其坚固，房管所来修水管，砸半天都砸不碎”。
　　他家是25弄10号，12号住着昔日“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秦瘦鸥；他家南窗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邻居中还有民国时的遗老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黎元洪的长子。有中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翻译过莎士比亚的著名翻译家方平，美丽优雅、《生死在上海》的作者郑念……在“文革”中都是“牛鬼蛇神”。
　　1966年“革命风暴”袭来，许多邻居在一夜间消失，大量房屋被空置，作为“幸存者”，朱大可和他的童年伙伴，“一到晚上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黑暗的空屋子，在光滑的打蜡地板上捉迷藏”。而透过家中狭小的窗，10来岁的他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丑陋的灰皮运尸车，从某幢楼里抬出白布包裹的尸体。这景象，“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
　　他家中有一架老式德国钢琴，他7岁开始练习，少年时达到疯狂……贝多芬和肖邦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迷幻得令人癫狂，受此驱使，“时常和友人游荡在上海西南区午夜的马路上，以搜寻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他也时常在上海音乐学院（家附近汾阳路上）的高墙外徘徊，渴望凭钢琴造诣成为其中的一员。而出身于小知识分子之家的少年，被时代“边缘化”。
　　普希金铜像废墟附近也刻印着他的青葱时光。“废墟在太原小区西边的三角花园里，这是个三角形的街心花园，在岳阳路、汾阳路、东平路、靖江路四条马路的交叉点，面积大约两三百平米，当年俄国侨民（多住法租界）建的”。小时候他常在此地玩耍。“花园中心位置矗立着普希金铜像，花岗岩底座”，1967年曾被毁，他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红卫兵们用粗大绳索套住普希金头像，用力把它拉下碑座，接着用同样的方式拉倒了铜像下面的高大碑体。当碑体倒地，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冒出幽蓝的火光。据说是沼气。这是一个隐喻，关于诗人命运的隐喻”。大点儿他看《叶普盖尼奥涅金》及普希金小说，提前体悟到时代的荒谬。普希金铜像在上世纪80年代重建。未来呢？未知。
　　当年，朱大可父亲教书的陆行中学在浦东很偏远之处，他随父亲去过，单程需花费6小时，换5种交通工具。“先坐42路到外滩十六铺，在十六铺码头坐轮渡过江，再坐郊县小汽车到小火车站，再坐30分钟小火车（‘全是窄轨；四五节车厢，一节车厢两排座位，木的长板凳’）到学校附近，再坐两三站公车到学校”。这路程令人畏惧，超越了他幼小经验所能承受。
　　“父亲的宿舍在一个地主庄园里，前后有四个院落，很是阴森荒凉，家具陈旧，窗口和房梁挂着蜘蛛网，有各种植物，梧桐，刺槐，月季，海棠……有蟋蟀……只有我和父亲二人，感觉住在深不可测的迷宫”。
　　说起十六铺轮渡码头，“前几年才终止运行。当年是渡江客运的重要枢纽，很是繁杂，附近沿江好几公里都是货栈——水果、杂货批发装货的仓库。据说杜月笙就是在这起家的”。
　　陆行中学如今早不在原址。忆及父亲，他长叹息。其父“文革”遭批斗，罹患肝癌，郁郁而终。
　　1977年，朱家迁居陕西南路绍兴路口。告别了年少，他“长成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悉尼——西区班克斯镇、悉尼市区、南区福来明顿墓地（1994-2001）
　　居住的小镇，黎巴嫩帮和越南帮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夜晚时常传来枪声，是帮会火并的信号。
　　1994年朱大可因家庭变故移居悉尼。上班在悉尼市区，但住西区的班克斯镇，其名源于一条叫做banks的河流。“小镇是澳大利亚工党大本营，出了一些工党领袖，包括当时的工党主席，也是悉尼蓝领聚居地，还住着不少亚裔移民。房价较低廉”。小镇普通，简朴，“以致我很难描述它。至少没有‘诗意栖居’的感觉”。大型超市是有的，还有荣誉军人俱乐部，老年人俱乐部……俱乐部里都有老虎机，“不少华人朋友去玩，有因此家破人亡的”。小镇犯罪率较高。“黎巴嫩帮和越南帮为了争夺白粉销售地盘，经常大打出手。少年黑帮也挺凶，偷过我的车”，夜晚时常传来零星枪声，“这是帮会火并的信号”。
　　从小镇到悉尼市区，坐地铁半小时就够，但他愿开着自己的4.2排量的大福特进城，花掉三刻钟。“方便，燃料费便宜，道路服务优质”。他经常把钥匙拉车里，打个电话，就有人来帮忙开车门。
　　他待过的第一家报馆在唐人街，第二家在离唐人街十分钟路程的维多利亚大街上，因而中午会到唐人街吃饭。“海港城楼下的几十家大排档，差不多都是香港人开的，吃一顿不过五六块澳币。有朋友来了，带去吃广东茶点，巨大店面，几百人都可以坐，人头挤挤，装潢是中式的，金红色调，挂着灯笼，供着菩萨”，这类大型餐馆好几家，他最常去的一家叫金唐。“餐馆是唐人街最坚硬的风景”。
　　有一些晚上，他独自走过唐人街位于德信街口的中国牌楼，“灯笼在风中摇晃，绿色瓦当下的铁铃发出若有若无的琴声”，也许只有他的耳朵听到了。
　　悉尼市区有“咖啡馆一条街”，在英皇十字街附近的街上，“这条街长约500米，众多咖啡馆”。英皇十字街是有名的红灯区，文化与红灯区总是相毗邻。就比如老上海，四马路（现在叫福州路），既集中了妓院，又集中了书局书店报馆。这“咖啡一条街”的咖啡馆分类是极清楚的，“有的是剧作家圈子，有的全是搞电影的，有的全是摄影圈的……财经人士绝不会去这些店的。而你想见哪个圈的文化名人，可以就去哪”。他去过文学圈的咖啡馆，见过据说有名的诗人和作家，“开间很小，只摆得下四五张桌子，也不见陈列张贴有作家手稿之类，看起来很平常”。其他的咖啡馆，也没有超过20平米的，“人要多了，就把桌子搬到人行道上”。
　　热爱散步和冥想，有时朱大可会到悉尼南区的福来明顿墓地，“在阳光下寻找死亡的诗意”。墓园像片灰色石林，巨大如迷宫，有些坟墓古旧，是维多利亚的风格，也有不少有着鲜明个人主义的风格，比如，“一位钢琴家的墓碑，是一架大理石钢琴；一个墓碑是一根阳具形圆柱，逝者是一位在二战中失去性能力的老兵；还有一个墓碑是一块涂满五彩油漆的钢制画板，主人是一位死于家庭暴力、热爱绘画的孩子”。追问存在意义的学人，于此散步中获得启示。
　　2001年秋，将返祖国前夕，心境孤寂的他再次去了墓地，静默良久。 
     上海闵行区莘庄 （2002至今） 
　　莘庄，“边缘人的村庄”，上海引人注目的“文人集中营”
　　2010年5月3 日黄昏。在上海的边边上——莘庄，新梅广场某楼顶楼，朱大可先生工作室。打开圆形阳台的玻璃窗。夏风吹拂，大上海迎面而来。
　　近处，有我来时，地铁1号线外环路站出站口，连接出站口和广场的天桥有顶子，本世纪初，许多剧组到天桥拍片。天桥下，车流如河，16车道，上海最宽的马路之一。贴着外环路的车道，一端通往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一端通往徐光启家族的聚居区徐家汇。
　　远处，是大上海密密层层的高楼和繁华。“曾经无聊，用望远镜观看过行人、远方”，望远镜早丢了，而他一直旁观着“那个城市”。他说的是“那个”城市。
　　朱大可居住莘庄8年。住所在一站路外。工作室也有一张小床，好几台电脑，窄小井然。
　　下楼出小区，左拐走一会，是作家陈丹燕所在的小区，房屋外墙颜色清淡。很有一批上海知识分子居住在面积20平方公里的莘庄，比如瞿小松（刘索拉前夫，80年代音乐界先锋人物），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刘湲（作曲家），沙叶新（剧作家），宗福先（剧作家），吴亮（评论家），张闳（评论家），李山（画家）……不经意间，莘庄变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文人集中营”，或曰“边缘人的村庄”。
　　这令人联想到上海近代左翼知识分子汇聚最多的多伦路、横浜路，最初荒芜冷僻，因属“中、美、日”三不管区域，政治环境宽松，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冯雪峰、丁玲、夏衍、柔石等聚集。
　　1997年，上海地铁1号线，这条穿过城市腹心的地铁线，往西直接延伸到莘庄。差不多同时，原本荒凉的郊区莘庄，开始大规模建房，包括建成了号称“远东最大”的别墅群，自然“这些知识分子没一个住别墅的”。租金便宜，清静，便迁至此地，也暗合着独立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的心理。
　　在这“村庄”里，朱先生与一些同气息的邻居朋友每年会有几次聚会。有时聚在新梅广场4号门边的上书房。夜幕下，上书房灯光昏暗典雅，书籍只有两三架，更多的空间给了喝茶的人，喝咖啡的人，静坐的人，3日这晚，屋中大幕布，正放映一部先锋电影。服务员把他口中的朱老师，引到一个清静包间，它的墙壁挂着鲁迅、林徽因的肖像。
　　朱先生说起刚搬来此地，“荒凉，人没这么多，房子没这么多，人们对靠地铁而居还没形成感觉。沪闽高架，是后来造的——开车去徐家汇缩短为1刻钟”。
　　出小区右拐往前走上几分钟，有菜市场，母亲在世时，朱先生常去，“喜欢那调调，充满市井气息”。菜市场周边，有各种小铺子，补鞋配钥匙换拉链缝纫修手表，还有为民工服务的澡堂、理发店。“换个拉链就一两块。刚回国那会儿，还有打鞋掌的，觉得新鲜，很有幸福感。澳洲没有打鞋掌的”。菜市场附近，沿着马路，一字排开了小吃店、银行和邮局。
　　“生活中各种琐碎需求，都能在这得到满足，不需要进市区。要做更多shopping就去南方商城”。南方商城在一站路外，那里有家乐福，友谊商城（上海奢侈品集中地之一），电影院，饭馆。附近还有医院。
　　那些走过的城市
　　乌鲁木齐
　　2008年我去过乌鲁木齐，然后沿着塔什库尔干大沙漠北缘一直向西，到库车为止。大漠风光很容易令人产生历史想象。在一个古代烽燧遗址，我从守门人那里买下一对唐代陶俑。但我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维吾尔族人的质朴和友善。我拍了许多小孩的肖像。那些纯真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
　　江西铅山河口镇
　　据说因为乾隆下江南带来了许多妃子，又把她们都遗弃在河口，所以她们跟当地人生下了许多美女。当代几位著名的影星，都是出自这个小镇。但我们在那里，没有看见什么美女，倒是那些晚清和民国的老建筑，在破烂之中透出了一些昔日繁华的光泽。
　　南京
　　明代古城墙基本是真的，因为上面爬满了古老的藤蔓，足以令人产生凭吊历史的情怀。中山陵和紫金山天文台一带的山麓，令人神往。但秦淮河和夫子庙却被打造成了恶劣的范例。李香君的遗址不但虚假，而且充满低贱的气味，与其说是晚明烈女的芳迹，不如说是当地官吏恶俗趣味的表达。
　　英格兰小城坎杜
　　典型的英国小镇，宁静而平和。房屋大多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但跟木头和砖瓦的关系处理得很有变化，充满了栖居的诗意。上海几年前曾按照这类英国小镇，打造了一个房地产项目“泰晤士小镇”，完全照搬它的建筑样式，外观惟妙惟肖，就是少了它的灵魂。
　　大理
　　在洱海边，看阳光在水面滚动，湖水变幻着从宝蓝到墨绿。苍山线条粗硬而静默，它顶部覆盖着白雪，伫立在洱海南岸，脚下绵延着广袤的村庄、低矮的瓦房和田野。牛粪的气息弥散空中。苍山与洱海的这种对位关系，是中国南方的地理奇迹，勾勒出农业时代的最高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