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 竹

　　嘉 宾：潘海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世界交通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龙惟定（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 茹（博士、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助理教授）

　　主持人的话

　　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碳减排成为这一年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这件足够影响到地球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大事，却要从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衣食住行做起。为了地球的未来，我们该从何做起？让我们听听专家们的说法。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碳减排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碳减排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潘海啸：最近200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超过了近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曾经有段时间人们认为二氧化碳是无害的。但事实上，它引起的温室效应，可能给地球上的生物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人类不控制碳排放量，到2030年左右，地球温度将升高2到4摄氏度，我国种植业生产能力会下降5-10%。与此同时，气候异常可能使得人们不得不争夺粮食、水源，并可能由此引发战争等等。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其实高得多，发展中国家现在如果按照发达国家之前的那套发展思路去走，可能就会引发上面所说的恶果。

　　主持人：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我们如何理解“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郭茹：共同是指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都有保护地球的责任，但不同的国家国情和历史责任不同，责任也是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工业化，他们的历史累积碳排放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虽然当前看起来发展中国家的年排放量较大，但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该为他们的历史排放承担责任。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中国人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是比较低的。对内，我们当然是要提倡碳减排，但是对外，我们也要争取发展权。

　　主持人：虽然中国人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比较低，可是从一些数据上看，中国城市的人均碳排放量比纽约这样的美国城市都要高。高出的部分是在哪里？

　　龙惟定：中国内地居民住宅的能源消耗远低于发达国家。按照平均水平算，上海一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还不到一个美国家庭一个夏天的空调用电量。当然，建筑能耗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步走高。我研究过香港的情况，近几年，香港的年人均居住用电基本稳定在1400度到1500度。这说明，建筑能耗增长到一定程度，只要不误导消费，是会达到一个平稳期的。上海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目前的年人均居住用电是七百多度。我们国家碳排放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业能耗大。中国要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很重要。

　　中国承诺到2020年时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到45%，也就是说，如果按照GDP保8的增长速度，我们15年的累计减排量相当于全世界两年的碳排放量。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要走低碳城市的发展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事。

　　主持人：有人算了笔账，为了达到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平均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支出六十几美元。碳减排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成本将提高？

　　龙惟定：这是一种误读。不久前麦肯锡公布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2.0版）》中我们可以看到，碳捕集、低碳能源供给、陆地碳汇（林业和农业）等属于技术性减排范畴的，成本投入上相对比较大，而改变消费行为和建筑节能之类属于节能措施范畴的，甚至可能是负成本――也就是付出的成本是可以得到回报的。具体到建筑领域的碳减排，则大多是属于负成本的。我们减碳，首先应该从成本低和负成本的建筑节能做起。建筑节能和发展低碳城市应该是我们减排的主攻方向。

　　上海有一些老旧建筑已经做了外墙改造，改善了保温的状况，降低冬天取暖的能耗。但是，对付上海夏天的酷暑，更重要的改造是窗户。现在一般使用的窗玻璃传热量大。如果改用双层中空玻璃，或者具有隔热和低辐射功能的玻璃，并安装外遮阳设施，就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空调的能耗。改造窗户可能要支出一些成本，但是算算节省下来的电费，这笔支出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的。

　　主持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具有欧美设计元素的建筑，外观很漂亮，不知它们是否同样符合低碳城市的要求？

　　龙惟定：中国传统民居讲究风水，风水理论中有科学合理的成分，比如房屋朝向和气流的配合。现在我们有时候为了建筑的美观，会用很大的玻璃幕墙，或者照搬国外的中庭和玻璃顶棚之类的设计。在欧洲，夏季不太热，冬季上午8点多天才亮，下午4点多太阳就下山了。玻璃顶棚的设计可以增加采光和日照。可是，它并不适合夏天炎热的上海，它会让室内温度升高，使空调消耗更多能耗。所以，各种节能技术、节能措施都要本土化，才能达到效果。

　　此外，在低碳城市的概念中，土地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别墅这样的低密度建筑，是与低碳生活背道而驰的。

　　我们建了许多高尔夫球场，有些楼盘还用高尔夫球场作为卖点。其实，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并不生态。它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这些土地在平整的过程中会向空气中释放碳，不要认为高尔夫球场满目青葱就是“绿色”了。球场使用的草种要从国外引进，外来物种在新的环境中需要更多的水浇灌、抗病性比较差，需要施用农药。为了四季常青，还需要铺设地暖设备。而且，高尔夫球的高消费，只能供少数人享用。可以说整个的过程都很不环保。

　　主持人：有明星做环保宣传，称自己平时经常骑自行车出门，减少碳排放。在交通方面，我们可以为碳减排做些什么？

　　潘海啸：从交通方面来看，国外的一些城市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在新加坡的交通管理和对小汽车使用的控制。也许，你可以有足够的钱买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每天都要使用它。每个人都开车的话，城市会蔓延得很大，城市开发的密度会变得很低，就像美国的城市那样。

　　主持人：我们国家曾经被誉为自行车王国，不过，现在要是骑自行车出行，在上海的市区可能并不方便。

　　潘海啸：现在很多马路的自行车道都被拆掉了。我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把步行放在第一位。当更多的人都可以方便地在街道上步行，比如，从徐家汇到体育馆，这段距离步行其实并不太远，但是我们的道路建设使得从徐家汇走路到体育馆并不方便，于是，很多人就会选择坐一站地铁。除了自行车和步行，我们的城市还需要发展大容量的交通体系，包括地铁和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快速公交。

　　主持人：但城市里总是会使用小汽车的，对此，潘教授有什么建议？

　　潘海啸：巴黎正要引入公共小汽车的使用，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在巴黎你加入某个专门的俱乐部，就可以刷卡使用公共小汽车，它们一般在市区范围内使用，这些车都是电动的，不会排放尾气。而且，在巴黎城市内，主要道路的车速是不能超过30公里/小时的。

　　主持人：听上去，为了减少碳排量，我们要对城市来个大改造？

　　潘海啸：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城市的空间重新分配。现在的建筑设计，都讲天际线是否漂亮，但是却不考虑地平线。上海的延安路两侧的建筑都很漂亮，可是你走在延安路上会觉得方便吗？上海是个连续密集的城市，很难直接套用别的城市的成功模式。我们要探索出适合上海的方式。上海不少单位都有自己的班车，这就是很好的方式。从前，我们的公交车会设置大站车、区间车、母婴车，可惜现在没有了。不论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城市环境品质或面向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都必须对城市交通的政策和措施重新思考。

　　提供多种机制激励公众“低碳”消费

　　主持人：以上我们谈了“住”和“行”中的碳减排，那么在提倡刺激内需的今天，我们如何在日常消费中，也能符合“低碳”的要求？

　　郭茹：在中国，上海是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城市，消费也比较高。我们在研究中将对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分为两类，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主要指开车、家用电器耗电等。要大幅度减少直接碳排放难度是比较大的。

　　间接碳排放影响则涉及比较广泛的内容，包括是否购买本地生产的食品，是否会买了很多衣服但有些从来不穿等等。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上海的间接碳排放大约是直接碳排放的4倍。此外，上海的生活消费增长非常快，位于产业链末端的这些消费行为对上游的生产行为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所以，如何有效控制间接碳排放，对于减排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会谈论“个人碳足迹”，还会了解到可以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来进行补偿，以达到“碳中性”，即实现自身的碳排放与碳吸收的相互抵消。但是，目前，公众所能够进行碳补偿的途径不多。政府可以设立相应的机制，提供更多的渠道给大家，这也是一种激励。

　　主持人：除了建立激励机制，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引导大众？

　　郭茹：相关部门可以成立一些机构或者公司，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服务，比如，为家庭核算一下能耗，然后提出优化意见。这需要组织一个专家团队设计出一个比较专业的手册，然后可以由志愿者，或者由大学生以社会实践的方式来具体执行。

　　主持人：其他国家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方法？

　　郭茹：部分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试行碳标识制度。当你到商场里买东西的时候，商品除了标有价格外，还会有一个碳标识，它表示这件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比如当季的水果和反季的水果，碳排放量就是不同的。进口食品的碳排放量也会高于同类的本土食品。

　　我觉得，我们要提倡快乐减排，大众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想想有些怎样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符合“低碳”的要求。不必花费更多，但可以得到同样的效益，并且减少了碳排放量。

　　2009年12月27日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