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中法关系十分敏感的时期，克里斯蒂娃这位拿着法国政府差旅费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地希望通过与中国学者、官员和学生的交流，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中国图景。她在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法国当代著名女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刚刚结束了繁忙的中国一周行，带着对中国的新认识回到了巴黎。在中国，她推却采访、应酬，而向众多中国学者、官员、学生发表演讲：中国人到底怎么看法国和欧洲？
在上周末的中国行演讲中，克里斯蒂娃在同济大学以《一位欧洲女人在中国》为题，以个人学习、旅行经验描述中国经验的特殊性，面对正在衰弱的法国或欧洲，她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面对中国经验，欧洲和整个世界将保持其活力。”
30年后，对中国依然陌生
对克里斯蒂娃期待许久的京沪学者有一点“失望”。一周的中国行程中，学者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和大名鼎鼎的克里斯蒂娃探讨女性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更没太多时间谈谈“五月风暴”、波伏瓦或者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像一个考官一样，向中国学者询问着法国人感兴趣的中国话题，以及“中国之镜”又如何反射着法国。
“我不愿拿政府的钱说自己的事。”周六中午在同济大学的一场座谈会上，克里斯蒂娃再三强调。此行的克里斯蒂娃不是那位女性主义杰出思想家、符号学家，也不是那位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而是以半官方的身份来到中国调查研究。在这个中法关系十分敏感的时期，克里斯蒂娃这位拿着法国政府差旅费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地希望通过与中国学者、官员和学生的交流，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中国图景。中国人到底怎么看法国、法国文化甚至欧洲，这是克里斯蒂娃此行最为关心之处。法国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位置到底如何？她在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1974年，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克里斯蒂娃首次来华，然后略带失望地离开，并放弃了对汉语的学习。30年后，她带着法国政府使命，再次来到中国调查，也不知道她的汇报是否令政府满意。但克里斯蒂娃作为官方派遣的知识分子代表，她对中国问题的兴趣点，也恰恰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陌生之处。“人权”、“宗教”、“妇女问题”，这几个议题始终是克里斯蒂娃焦点所在，“教徒是否会被你们的社会边缘化？”克里斯蒂娃不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克里斯蒂娃在同济大学演讲的最后，总结说，“面对中国经验，欧洲和整个世界将保持其活力。”但包括克里斯蒂娃在内的第一流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经验的认识依然徘徊在中国大门外。
见证欧洲与中国相遇
1974年5月，作为“Tel Quel”小组一员，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与罗兰·巴特等法国知名思想家首次来华访问，他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之后，首批来华访问的知识分子代表团。“这次旅行引起了我对历史上与当时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以至在旅行之后写了一本献给中国妇女的书——《中国妇女》。”克里斯蒂娃在同济大学演讲的开场白里说。不过克里斯蒂娃也坦率地表示，那次旅行与预期相比，有失落之处，“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使我的调查无法深化，而且也几乎使我泄气，以至于我后来放弃了学习汉语的道路，而它却是我最初的选择。”
30年前的中国行经验，以及这些年来对中国的持续关注，克里斯蒂娃说，她所认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它至今以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奇迹召唤着世界。”但她同时忧虑，这种中国经验和思想，是否从本质上反对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自由个体性”和“真理”概念？对于“自由”和“真理”概念，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话语解释。“中国历史不乏证据来证实这种担心。中国经验规定了个体，而这一经验似乎同样有可能包含着另一类型的‘人权’，一种同宇宙和社会冲突更为广阔的、和谐的人权——与生命体和社会逻辑不可分割的自身本体论。”克里斯蒂娃说。正是这个“个体之谜”，西方的思想家尽管努力地试图解释中国经验和思想的特殊性，但他们还是误解了它。“如果说西方形而上学在中国个体面前捉襟见肘，那是因为这里没有个体。”克里斯蒂娃说。
“忽视中国模式的复杂性，欧洲将有被窒息的危险。然而现在到处传播美国式的肥皂剧的语无伦次”。克里斯蒂娃说。对于克里斯蒂娃而言，最初的汉语学习和对中国妇女的些许了解，“（使）我对中国文字以及对中国妇女下了赌注，因为我把中国文字当成另一种形式的祈祷，并把中国妇女看作她们的心理—性别二元政治、社会和象征性的发明者和建构者，她们有能力对那个属于神和男人的老欧洲做出证明。这种见证还在进行。”在克里斯蒂娃的解读中，尽管法国人和欧洲人存在某些愚蠢、迟钝还有失策，但都在认真对待他们力图辨读的中国经验之谜。“这样的相遇正在进行，而且也有可能。”克里斯蒂娃继续说，“我随时准备以一种相互采纳和互惠的精神，接受你们的多样性。”
多样化使欧洲走出困境
希望与中国经验相遇，这是因为克里斯蒂娃等一批欧洲知识分子感觉到了欧洲的衰弱。不过克里斯蒂娃乐观地下了赌注，法国或者欧洲会走出困境，因为欧洲能通过对于他者的迂回途径不断反省并实现多样化，“这是欧盟所竭力主张的。”克里斯蒂娃说，这可能也是欧洲文化的优越性所在，“欧洲文化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存在一个同一性，它是我的，我们的，但又是无限地可建构和被解构的，它是开放性的，又是正在演进的……欧洲文化是对于不断重建和开放的统一性的、无止境的探寻，它是一种反潮流，它造就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价值，但同时也造成欧洲本身的这些相同的特性。”
同样令克里斯蒂娃疑惑的是，在欧洲，“民族”和“自由”作为欧洲的传统，正承受着一系列的重构，欧洲人是否能够超越欧洲的边界，甚至越界延伸到中国？在欧洲，因为二战的浩劫，“民族”一词被沦为贬义，但民族自豪并不是在沉睡中，“民族自豪感正变成自负的傲慢。”“但不管民族性是否具有何种永恒性，它都会遭遇真正的衰退。法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当爱国主义的傲慢情绪让位于对自身和对他人的诋毁时，这种傲慢实际上掩盖着严重的自卑感。一种被误解的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罪过，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导致以世界主义为幌子的罪过，这种难以觉察的无耻，加深了法国民族的衰退。”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欧洲身上。
克里斯蒂娃对欧洲走出衰退的建议是：“实现整个欧洲的整合，进行工商业扩张，善待移民。”克里斯蒂娃说，她的乐观主义还在于欧洲有可能与中国经验相遇，“面对着中国经验，欧洲和整个世界将保持其活力。”克里斯蒂娃在演讲最后总结说。
东方早报 2009年3月3日
